清军机处与内阁的区别在于：1、军机处在名份上并不是国家的必不可少的正式机构，它更象是总督、巡抚之类封疆大吏的幕府，军机大臣就象是幕僚。幕僚可以在决策中起很大的作用，但它终究只是个“幕僚”而已。而明之内阁是官僚机构与皇帝沟通的必经的一道程序，它与幕僚的区别是，后者是“想问就问，不想问就不问”。2、军机大臣“无权”。“综观军机处的全部活动，它的职掌基本上可归纳为办文牍、备顾问二项。”［58］实质上是“皇帝个人的机要秘书部门”［59］而已，内阁的“票拟”大权自然是想也不用想了。而且，没有哪项制度规定军机大臣可以行使某某权力，军机大臣一般都是兼职，他的正式职务可能是某部尚书，那么他的权力就是处理部务，但他并不是在行使军机大臣的职权。一言以蔽之，“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君；若内阁，则权属于臣”［60］。

　　军机处的设立取得了令清朝统治者满意的效果。“自设军机处，名臣贤相不胜指屈，类皆小心敬慎，奉公守法；其弊，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臣”。［61］

　　5、宦官之废

　　东汉、中晚唐、明朝这几个历史上宦官最猖獗的朝代，有一个共同特点：宦官之所以普遍持久地受重用，都是因为皇帝要对付统治阶级内部另一股难以操纵的势力——在东汉是外戚，在中晚唐是“安史之乱”后的节度使（实际是武将），在明朝则是无法彻底削弱的相权及文官政府。

　　前两者的祸害一目了然，倒是明朝主要由文官组成的朝廷是否对皇帝构成威胁令人怀疑。事实上明代能与皇帝处于对立状态的，除了四个造反的藩王之外，就得数文官政府了。皇帝并不能完全控制朝廷，全体文官经常跪在紫禁城外向皇帝“请愿”，事实上这种“请愿”可以理解为“示威”。比如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事件，和万历皇帝试图更换太子等政治动荡，使皇帝对文官政府的信任受到严重伤害，后者实际上对皇帝构成了一定的制约，尤其是在涉及皇位继承方面。有些皇帝竟以不办理奏章来发泄对文官政府的怨气。祟祯初继位时排斥宦官，但不久因文官政府党派之争愈演愈烈，遂对文官失去信任，复用宦官。崇祯曾说“诸臣若实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辈（指宦官）。”［62］

　　古代人并不是不记得前朝的教训，明朝为害最大的宦官魏忠贤初露头角时，就有人给皇帝上疏，指出“魏忠贤可能成为第二个赵高”［63］。问题是，如果没有宦官这个“太上内阁”制约文官“内阁”，皇帝可能失去对朝廷的控制，南宋“权相”叠出就是证明。由于宦官到底不能正式充当各级官员，不能彻底取代文官，宦官与文官互相制约，谁也不能“一支独大”，皇帝则居中调节，左右逢源，大权在握。

　　当然，明朝比中晚唐、东汉还是有一些前进。“魏忠贤不像第二次宦官时代唐王朝的宦官，他始终没有取得军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致命伤。”［64］使他在祟祯继位后两个月就被铲除。

　　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规律是，如果某一集团在某一朝代为害甚巨，那么该集团在紧随其后的朝代中必被压抑。这是统治阶级“吃一堑，长一智”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满清设立内务府以取代前明庞大的为皇帝提供生活服务的宦官机构；以密折制代替前明主要由宦官掌握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设立军机处以架空内阁，消解相权，同时也取代了前明给皇帝提供秘书服务、后来权势极大的司礼太监……。这些措施的实施，从这个角度看，就如同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们吸取前朝教训后的必然反应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至于宦官为害是否能从此彻底杜绝，如果满清之后还有一个君主制王朝会不会死灰复燃？那就和对付所有类似宦官的做乱势力一样，不是靠几个皇帝颁布几道圣旨就能解决问题的。（如果君主制的弊端这么容易就能解决，中国早就长治久安了。）

　　宦官原是古代最卑贱之人，所以能作威作福，起初当然是仰仗君主授予的权力。君主们依靠宦官办的事越大，授予他们的权力才会越大；如果只需要他们打扫卫生，何必授予军国大权？因此虽然个别宦官由于君主的宠信狐假虎威在所难免，但若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背后必有不得不如此之原因。如上分析，东汉、中晚唐和明朝的君主们正是为了制衡外戚、武将、文官这些单凭自己难以对付的势力，才不得不依靠自己的亲信，而朝夕相处的宦官当然成为最重要的人选。至于是否会养虎为患，尾大不掉，以至于祸国殃民，都只能是退居其次的考虑了。因此，将宦官势力永远清除出政治舞台的前提是——君主不再受到统治阶级内部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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