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社会发展缓慢的古代中国，近代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也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由此可知，对于任何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要想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不管自身如何努力，如果没有足够长的时间，不经历足够多的反复曲折，是难以想象的。

　　3、藩王之废

　　明朝的封藩制不仅造成了包括靖难之役在内的四次宗王叛乱，而且给中央财政带来极大的负担，是明末经济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此前车之鉴，清之废藩从主观上来说已是必然。但同样是脱胎于氏族部落社会，满清为什么能做到辽、金、元等历史上所有少数民族政权都做不到的事呢？

　　首先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经过明朝近三百年的发展，在完善和健全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对于刚刚草创自己的文字没几年的落后民族来说，这种魅力几乎是无法抗拒的，这点从满洲刚入关时对待《大明律》的态度就可看出来，他们几乎是完全按《大明律》行事的。因此，借前明之力，满清王朝的起点远远高于其它少数民族政权。

　　其次则是与满洲自身的结构有关。满洲与辽、金、元等有一个不同，就是作为部落头领的八旗旗主，其独立性相对较差。突出表现在，旗主不是象辽、金、元等的部落首领那样分散在自己的领地内，象一个小朝廷似地对领地进行统治；而是八个旗主都集中在都城，接受皇帝（大汗）的直接领导。这可能与满洲初兴时，活动地域不是很辽阔有关（我们不能想象在蒙古族生活的广阔草原上也实行这种管理方式）。努尔哈赤死后，四大头领之一的二贝勒阿敏曾向四贝勒皇太极表示：愿意拥戴他为新汗，条件是允许他率所属镶蓝旗"出居外藩"［51］，被皇太极以"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居于外，朕统率何人，何以为主乎"［52］的理由拒绝。实际上无论在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统治时期，满洲的土地、人口、财物虽然被八旗均分，但在政治、军事上的集中度还是相当高的，其中央集权程度远高于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正因如此，终清一世，没有一例宗王贵族叛乱。这不仅在刚刚脱胎于氏族部落、贵族还享有很大权力的少数民族社会绝无仅有，就是在高度中央集权的汉族社会也是极其罕见的。

　　至于吴三桂等汉族藩王割据势力的形成，确实与满洲对前明投降军队照搬自身的封建领主制有关。但这种体制也极大地激发了他们与前明军队和农民军作战的积极性。四海平定之后，清廷对撤藩的态度是明确的，只是在时间上有分歧罢了。

　　最后一点，朱元璋大封藩王是吸取元朝权臣做乱的教训，想用藩王对付权臣。元之权臣做乱有两个原因，一是封建领主制的传统使兵权没有高度集中，贵族拥有私人武装，二是延续了南宋以来相权膨胀的政治体制。经有明一代削弱相权和分割兵权的努力后，权臣的危害已大大降低，尤其是清军机处的设立，达到了“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臣”［53］的目的，可以说即使朱元璋复生，也不会再大封藩王了。

　　4、丞相之废

　　鉴于历史上文官（指单纯依靠通过科举取得官职的文官）造成的危害较少，北宋初期确立了主要依赖文官辅政的模式（其它势力也不是绝对没有机会，到北宋末期，曾被绝对禁止的宦官专权死灰复燃，危害程度到了亡国的地步）。南宋沿着北宋的轨迹进一步发展，相权越来越膨胀，同样对君权及其继承造成严重危害，比如南宋权相史弥远“独相”二十六年，后果是“柄臣浊乱天下久矣，……柄臣与其徒皆攫取陛下之富贵而去，而独留其大敝极坏之朝纲。……”［54］能对君权造成威胁必然也能对其继承造成威胁。当史弥远发现太子痛恨自己时，便“用阴谋手段，废除并杀害宋宁宗指定的继承人赵竑，并伪造宁宗遗诏，扶立宋理宗…，宋理宗意外成为皇帝，甘心作傀儡，”［55］南宋权相、奸相叠出，史弥远仅是其中之一。

　　元朝和明初的政府结构继承了宋的模式，相权与君权的冲突终于导致朱元璋彻底废除了“丞相”这一官职。然而“丞相”一职历史悠久，岂能是一次打击就能摧毁了的。“相权”不久就通过“票拟”的方式发生反弹。内阁大学士一是有权审查所有臣下的奏章，二是有权提出处理意见。只要皇帝稍为不愿意动脑筋，“票拟”就会成为圣旨正式颁布，执笔“票拟”的首席大学士也就形同丞相了。“内阁制”延续至清康熙年间，其效果正如古人的总结：“内阁之制，在前明有严嵩之奸，张居正之专擅，周延儒、温体仁之邪佞倾国。及至本朝，乾纲自秉，旧染一新。然以圣祖仁皇帝之天禀聪明，犹有鳌拜、明珠、索额图之小作威福。”［56］

　　之所以称雍正皇帝为中国君主制下最杰出的改革家，不仅是因为他对皇位继承制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他推行的“养廉银”制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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