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节度使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往往不顾国家与百姓的承受能力，频繁发动武力征讨，甚至进行疯狂的屠城和洗劫，以向朝廷邀功请赏。而中央朝廷的纵容与鼓励，也助长了边关军阀的这种野蛮行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兵车行》），正是此番写照。

　　边防数十万人马给国家造成沉重的军费开支。例如开元初年，每年仅边疆军费就大约耗钱200万贯，开元末年又增加到1000万贯，到天宝末年就变成1500万贯了。面对如此巨大的开支，大唐的国库只有愈发干瘪了。

　　因此，甚至可以说，大唐王朝的真正军事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出自边将势力的过度膨胀，而非所谓的外敌入侵。军事危机，加上各种社会矛盾的后果便是天下大乱。“安史之乱”正好是明证。

　　怛逻斯战役四年之后，“安史之乱”暴发，大唐帝国于是元气大伤，告别了鼎盛的黄金时代。

　　怛逻斯战役的历史地位

　　历史学家大多强调各种矛盾积累的“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分界岭。然而这只是就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地区的社会动荡及其不良影响而言。如果以大唐版图论兴衰的话，那么怛逻斯战役的历史地位是需要提升的。这种判断绝非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客观事实与历史演变。甚至明代的宋濂在写元史的时候还提到“唐患在西戎”，也应该与此有关。正是大唐经历的怛逻斯战役及其失败使得“西戎”离心渐起。而此次战役失利与后来的“安史之乱”相距太近，于是内忧外患的大唐王朝便不再是盛唐盛世了。

　　颇具喜剧意味的是，唐王朝在苦苦平定“安史之乱”的斗争中，还利用当年怛逻斯战役的对手——大食的军队来到中国帮助平乱[4]。这些军士果然不负众望，在消灭安禄山、史思明的战争中立下战功，获得唐朝皇帝嘉奖。这些大食军士还喜欢上了中国，政府也鼓励他们在此封妻荫子。据说他们也是今天的回回民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尽管认为怛逻斯战役之败使唐朝势力退出中亚的经营有点太绝对，然而这次令大唐在道义上陷于不太有利地位的重要战役的失利，不能不使一些西域藩国看到大唐王朝虚喘的一面。客观地讲，“安史之乱”让大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折腾的元气殆尽，它甚至将驻扎在安西、朔方等戍边部队内调平叛，几乎上演一出大唐版的吴三桂赴京勤王的悲剧。但是，正是在怛逻斯战役之后，后人在谈及大唐王朝在西域的存在的时候，恐怕它仅仅是以影响为主而已。中亚的西域各国，也正是从那以后开始了面向大食，并逐渐经历伊斯兰化的历程。

　　另外，在判断唐与大食之间的怛逻斯战役的历史地位的问题上，人们还应该看到，这次战役“绝非一场偶然的遭遇战，而是两国间政治冲突发展的必然结局。”[5]。

　　怛逻斯战役与中国文明的传播

　　怛逻斯战役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四大发明”最早传出的是造纸术，而造纸术的传出与怛逻斯战役有着直接的关系。唐帝国此役战败，共计一万余唐兵成为战俘，其中包括一些造纸工匠。而不久外部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此时距大食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第一个谴唐使来华正好约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在时间上几乎相差无几，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与纸张经销商，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巴格达也好，撒马尔罕也好，造纸技术是由来自中国的工匠师傅传授的是无疑的。中国的造纸工匠除了被俘后流落它乡传播造纸技术，也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在怛逻斯战役之前就到达了那里，或者兼而有之，但是怛逻斯战役至少是推动了造纸术的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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