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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专制集权与中国社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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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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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子与奴才人格内生柔弱与残暴人格。当一个人是主子时，残暴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是奴才时，柔弱人格占主导地位。由于同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奴才与主子地位的不断互换中，所以，同一个人也就总是处在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不断转换中。从中国历史来看，柔弱与残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农民人格的一个显明特点。一极是柔弱，一极是残暴，不均衡的社会制度使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并统一于一个主体之中。同时，残暴与柔弱又互相补充。残暴是对柔弱的一种自我平衡和补偿，柔弱又诱致和促生着残暴。三是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一方面，当一个人处在弱势时，体制的因素会促使其加重一种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当一个人处在强势时，体制因素促使其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自尊心态。四是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内圣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是一种以仁德为核心的人格构成。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从理论层面看，内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王事功不过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是互补和相反的。现实中最缺乏的，往往是理论上最提倡的。从现实层面看，外王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内圣则是内王的逻辑结果。内圣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在一个人治的专制主义环境中，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通过内圣途径实现外王目的，也符合统治者的统治要求。当然，如果你不想选择建功立业，也可以选择消极无为，这也是统治者不提倡也不反对的。
二、封建专制集权为什么会在中国产生并能持续几千年时间？
首先，历史的发展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一种统一。历史的发展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中国封建集权体制的产生也不例外。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一系列偶然的事件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解释历史，既要重视偶然性，也要重视必然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历史的轨迹只能在这种整体性中得到最终解释。
其次，统治者历来喜欢集权，这为集权统治在中国的产生与延续提供了一种需求基础。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指出：“皇帝严禁任何对立的权威存在，也不放过任何可课税的盈收，以防其独揽的大权遭到挑战。”②恩格斯指出：“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生命基础，而集权之不无道理正在于此。每个国家必然要力求实现集权，每个国家，从专制君主政体起到共和政体止，都是集权的。美国是这样，俄国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要集权，联邦制国家需要集权，丝毫也不亚于已经发达的集权国家。”③
再次，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封建集权体制的产生提供经济基础。中国小农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产生中国封建集权体制的经济原因。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着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的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④
第四，战争体制的延伸。早在19世纪，斯宾塞就提出，战争所要求的组织能力、它的等级制和中央统帅机制最终从军事方面扩展到社会。这种对战争在国家进程中作用的说明，至今仍为许多学者所赞同。有些历史发展的个案也比较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从中国的情况看，也不能排除战争因素对集权体制的形成所起的推动作用。
第五，中国的封建集权体制与血缘宗法制度紧密相联。血缘宗法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父权的神圣性。父祖是家中的主宰，家族中的所有人口，都处于他的绝对权力之下。所以，中国的封建集权体制，实质是中国家族权力结构的一种外推。
第六，文化的原因。由于中国社会没有发展出一套独立于权力体系的信仰价值系统，所以集权体制也就失去了一种文化上的制衡，这对消解集权体制是极为不利的。而儒家文化又是封建集权体制延续的卫道士。在中国封建社会，孔子和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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