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各国政府公告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依据新的外交立场，新中国政府结合世界各国的不同态度，在建交问题上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与国民党政府原本就没有外交关系，或者在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同时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交，所以，至1950年1月，中国按一般国际惯例，先后与苏联等11个国家通过政府间的公函往来，彼此承认，即实现了建交。为在国际上确立独立自主外交的崭新形象，新中国还开创了谈判建交的方式，以主要解决三个原则性问题，即：是否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断绝同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是否能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否能将其国管辖地区内属于中国的财产归还。通过谈判，自1950年4月至1954年10月，中国又与印度、瑞典等9个周边民族主义国家和西方较为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其中芬兰与国民党政府本无外交关系，也非联合国成员，未经谈判即宣布建交；挪威1950年1月就宣布承认中国，但由于追随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至1954年10月才正式建交）。

　　相比之下，同时期承认新中国的南斯拉夫既没有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待，也没有被列入对中国友好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它与中国的建交过程就显得格外特殊。

　　1949年10月6日，即中苏建交后第三天，南斯拉夫代外长乌拉地米尔·波波瓦克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建立及中华人民政府之组成。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传达南斯拉夫人民愿同中国人民建立友谊关系之愿望，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代表中国人民之意志，已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4]

　　然而此时，苏南两党冲突已使两国关系彻底恶化。就在9、10月间，苏联政府单方面宣布废除1945年签订的苏南间为期20年的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东欧国家随即对南采取了同样的举动，并以从事“间谍与破坏活动”为名驱逐了南外交官员。12月，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在杀人犯与间谍掌握中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声称“铁托集团完全变为法西斯主义并已投到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指出“反对铁托集团——受人雇用的间谍与杀人犯——的斗争，是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责任”。[5]

　　鉴于这种情形，考虑到苏联的立场，为了避免扩大分歧，以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新中国政府只好对南斯拉夫表示建交意愿的电文行无为之道，既没有复电表示赞成或拒绝，也没有复电表示收到此电，甚至在政府文件和新闻宣传报道中列举承认新中国的国家时都没有提及南斯拉夫的名字。中南建交问题被搁置下来，两国也就此处于隔绝状态。

　　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明确规定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并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这就使得中南关系的一切可能的改变只能系于苏南关系的改变。

　　后来，1956年毛泽东在接见来访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检讨说：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么急。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件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谈到建交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承认新中国，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反对。当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而且也没有理由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承认我国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反对，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承认的时候，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没有回答你们，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那时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毛泽东在1955年6月会见首任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弗·波波维奇时，也指出：延迟建交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同苏联一起同你们搞好关系。苏联同你们搞好了关系，我们再同你们搞好关系，这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