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南斯拉夫政府在受到中国冷遇后，仍然执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呼吁国际社会承认新中国，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多次对恢复中国合法地位的问题投赞成票，声明“承认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的代表，将会由于该政府承担对联合国和我们组织的会员国的义务，而有助于增加联合国的效能”，“不管谁如何看待中国政权，六亿人口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一个大的因素，忽略这一因素就会产生不良后果，这个中国有着自己的政府，它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那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在亚洲以外的其他任何人的事情，除了中国人民以外任何人也不能剥夺这个政府在世界上代表自己国家的合法权利”。[7]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南斯拉夫一直主张“应吸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起它的作用”。[8]

    二、国际形势的变化与中南建交的再度提出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国、朝鲜、越南等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相继取得胜利，蓬勃高涨的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聚集形成一支新兴的重要国际力量。另一方面，持续了数年的冷战到此时也出现了新的情况：1953年8月苏联氢弹爆炸成功，结束了美国核垄断的地位；斯大林的去世和艾森豪威尔的上台，一定程度上为冷战的演变提供了契机；美苏对各自阵营的控制均出现减弱的迹象。在此背景下，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的苏共中央开始调整对外政策，谋求缓和世界局势。其中一项举措就是主动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南斯拉夫也希望能在不危害其党和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利益的前提下结束与苏联的多年对抗。

　　1953年6月，在苏联的正式提议下，苏南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接着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也同南斯拉夫恢复了关系。为消除苏联党内的不同意见，1954年初，经赫鲁晓夫建议，专门成立了研究南斯拉夫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调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确认南斯拉夫的社会性质为社会主义国家。随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行动，例如：6月22日，苏共中央给南共中央发出1948年中断关系以后的第一封信，表示愿意同南斯拉夫改进关系；8月，南斯拉夫农业官员应苏联农业部邀请到莫斯科参观农业展览会；9月初，苏联对外贸易团体代表与南斯拉夫对外贸易协会代表进行谈判，10月1日签订一项关于两国互售货物的协定；苏联报刊开始正面登载有关南斯拉夫的消息，这是苏南冲突后几年来未曾见的。

　　南斯拉夫在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改善的同时，开始从不同渠道试图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但中国政府对此态度谨慎。1953年6月，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收到南斯拉夫大使就任照会后，向国内请示如何应对，外交部回电“同意对南使馆照会置之不理”，不过在此件电文稿上，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批示“目前我同意发此电，由于苏南外交关系的变化，最近需要在对南关系上全盘研究一下。”8月，南斯拉夫新任驻印度大使拟给中国使馆送就任通知书，外交部仍指示“原则上同意不接受”，如果再来试探，“仍答以我与南斯拉夫无外交关系，如彼竟将该通知书送来，可以收下，但不予置覆”。12月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再请示同样问题时，外交部电复：部务会议已决定“对南大使就任照会可简覆收到，如来拜会可予接见，做一般寒暄，不回拜”。 [9]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对南斯拉夫执行的不接触政策开始发生转变。

　　是年最后一天，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1954年6月访问印度和缅甸时，与印、缅总理共同倡议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适用于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指出这些原则如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强调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的胜利，证明了其作为一个大国的影响和威信，也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议期间，中英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之前英国虽较早向新中国表示承认和建交意愿，但由于在实际行动上违背了中国的建交原则，谈判一直拖延无果。9月23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谈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时说：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我们要求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合作关系，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只要这些国家也具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但在当时，中南建交的滞后仍然是新中国扩大对外交往的一个不和谐音符。

　　同时期，铁托表面上对外声言南斯拉夫“不想再碰壁了”，所以无意建议与中国交换使节[10]，实际上仍希望利用一些外交渠道向中国传递建交的重要信息，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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