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据伍修权的回忆，此间苏共中央曾派中央国际部的特别代表专程来华，毛泽东亲自接见，伍修权担任翻译。苏共代表向中共陈述他们对于恢复和改善苏南关系的意见，解释他们已经采取的行动，说苏共中央认为1948年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是不公正的和有错误的，继续保持与南斯拉夫的紧张关系，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们希望各兄弟国家都恢复和建立与南斯拉夫的正常关系，为了与各兄弟党协调一致，建议中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会谈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同志商谈了苏共的建议，认为这个意见是合理的。经过政治局讨论并同意，中国政府最终做出了与南斯拉夫建交的决定。[18]

　　10月22日，张闻天就此事拜访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当即表示：他个人完全赞成中国的决定，但尚需报告中央，如有意见再电话通知。次日上午苏联远东司电话告知张闻天：苏联政府赞成中国同南斯拉夫建交决定，没有其他补充意见。张闻天即于同日下午回拜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转达了中国政府同意建交的决定。[19]

　　但在其后的一个半月里，中南双方都没有任何作为，一面是南斯拉夫认为中国政府负有延迟建交的责任，应由中国开启建交谈判，一面是中方还在等待南方“首先采取主动”。直至12月6日晚，在芬兰驻苏使馆国庆招待会上，维迪枢只得向张闻天明言：关于建交问题南斯拉夫政府希望中国领导人对愿和南斯拉夫建交有正式表示，因过去南斯拉夫已公开承认了新中国，但新中国还未表示过承认南斯拉夫，有了这种表示之后，双方即可就具体交换使节进行谈判，这种表示可使中南两国立于平等地位。张闻天认为南斯拉夫人民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对其采取平等的、尊重的态度，对争取南斯拉夫人民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在第二天再致电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央，建议最近在适当的地方由总理先表示一下中方本愿意同一切愿意和平共处的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精神及愿意同南斯拉夫建交的态度。[20]

　　从外交部档案可以看出，外交部经过内部讨论后，考虑了两个实施方案，一是用周恩来的名义致电南斯拉夫外长表示愿同南斯拉夫建交并互派使节，二是用张闻天大使的名义正式照会南驻苏大使，转达我政府愿同南斯拉夫建交的意见，并向周恩来呈文请示，附建议总理在最近某一场合（如政协会议）讲话中对南斯拉夫问题做一次表示。周恩来对此批示：同意以周恩来外长的名义给南外长一电表示愿同南斯拉夫建交，电文请张闻天面交南驻苏大使转达，双方建交的公报，可各自发表，以使南方可提到1949年承认我国那一历史事实。[21]

　　12月16日，外交部电告张闻天，要他转交12月14日周恩来签署的致南斯拉夫外长电。张闻天于次日下午将此电交给南驻苏大使，电文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此时，南外长正陪同铁托前往印度访问。至1955年1月5日，南斯拉夫大使拜访张闻天交来其外长波波维区1月2日签署的致周恩来外长的复电，并准备双方同时发表的公告草案，复电称“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满意地接受阁下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来电中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通知”，同时表示：相信建立中南间正常的外交关系“将有利于我们两国间相互关系的良好发展，同样也有利于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22]

　　这两封电文后来刊载在1955年1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如果仅据这两份电文判断，自然会得出结论：中南建交是由中国方面做出决定、主动提议的，南斯拉夫方面予以接受。而我们从档案中看到建交过程中主动提议建交的却是南斯拉夫方面，中方则是在建交的最终实现形式上表示了主动。以周恩来外长的名义发出欢迎建交的电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方延迟建交的责任，也显示对平等外交的尊重。经过长达五年的时间，中南两国终于协定自1955年1月2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事过境迁五十载，外交部解密档案，才还原了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

　　总的看来，苏南关系的变化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国在建国初期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所以，虽然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而且，中共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出发，也不赞成南共采取反苏的立场。此外，中南两党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确存在不少分歧，早在《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中，中共就已指出：南共“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中，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区别，国际援助对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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