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时期的制度变迁与制度思想 |
 |
时间：2009-7-24 13:45:44 来源：不详
|
|
|
）“儒家理想之制度”附魂于法家君臣“之身而得以实现”，可谓通幽探微之论。余英时先生认为是儒家借法家之“尸”而“还魂”的。（参见《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其二，李斯进言：“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便有了“焚书坑儒”之壮举：“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已惩后。”（同上）此举将儒生“坑”成自己的掘墓人，“坑灰未冷山东乱”（晚唐人章碣诗）。对此，前人多有评说；故不赘述。可见，儒、法通融乃事业有成，两家相斗则两败俱伤；这几乎成了中国制度变迁史上的一条通则。
汉初，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之术盛行，而儒生叔孙通虽为高祖“尊君卑臣”而制“定宗庙仪法”，称道：“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但也就仅仅为刘邦领略了当皇帝的威风而已：“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同上）然而，“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诗），此“不读书”意味着汉高祖对儒家的“德治”、“仁政”之类的，依然将信将疑，漠然置之。（《史记·汉高祖本纪》）近人余嘉锡指出：“汉初之拨乱反正，（陆）贾有力焉，非叔孙通辈陋儒所敢望。”（《四库提要辩证》卷十《新语》）可见，政治专制是离不开文化控制的。于是，“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仲舒发之。”“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前汉书·董仲舒传》）此乃是儒家思想学说制度化的源起。尽管如此，“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本纪》）即便在武帝“独尊儒术”之际，还是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汲黯传》）其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本自“始皇帝”时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经历了“汉承秦制”的路径依赖，从而完成了制度转型；最终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政体的主线。宋代大儒朱熹评曰：“叔孙通为帛蕝之仪，其效至于群臣震恐，比之三代燕京，君臣气象，便大不同，盖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朱子语类》卷135、134）司马光也说汉武帝“异于秦始皇者无几。”“虽好儒，而德业后之。”“好其名而不知其实，慕其华而废其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73）进而言之，欲贯彻落实这条政治专制主线尚有待于文化控制的相应匹配，这就是秦汉之际制度变迁的轨迹所在。 综观古今中外的思想学说的发展轨迹，任何一种思想学说，一旦被世俗政权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了，也就意味着它本身的价值系统被僵尸化或庸俗化了；由此而产生强烈的排他性和功利性。罗素说：“有稳定的社会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迄今想出来的一切稳定制度都妨害了艺术上或才智上的特殊价值的发展。”（《西方哲学史》下卷）“稳定制度”不仅“妨害”了“艺术上或才智上的特殊价值的发展”，而且也“妨害”了思想学说上的“特殊价值的发展”。这莫非也是一种“制度悖论”乎？杰姆逊就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功能指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任务是合法化和领导权；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统治阶级能永远依靠暴力来维护其统治，虽然暴力在社会危机和动乱时刻完全是必须的。恰巧，统治阶级必须依靠人们某种形式的赞同，起码是某种形式的被接受，因此庞大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就是去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