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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时期的制度变迁与制度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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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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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特征在于：“国家就是垄断的所有者，不仅垄断着合法的有形暴力，而且同样垄断了合法的符号暴力。”（[法]布迪厄等：《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从秦始皇之“垄断着合法的有形暴力”到汉武帝的“垄断了合法的符号暴力”，标致着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转型期基本完成。对此，李泽厚说：“正是这个君主专制主义、禁欲主义、等级主义的孔子，是封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人格化的总符号，它当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诚然，符号毕竟是符号，名不副实，徒有虚名，终究是要名存实亡的。至于这个“总符合”是否“当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倒未必尽然。“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之类的口号，绝非仅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论者喊出。此论非本文所欲探讨，聊备一说而已。
如果说，政教合一是中世纪的象征的话，那么，政教分离则是西方世界步入文明时代的分界线；“上帝的事情，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凯撒管。”此乃后话，暂且存而不论。
尽管汉民族自汉武帝时代之后有了自己的文化认同，（参见拙文《论儒家先秦经济思想的返本开新—从文化认同谈起》）但此后的儒家学说思想的政治意义远大于文化意义；此乃是制度化之必然所致。对于秦皇汉武两帝的文化控制之“千秋功罪”，后人自有评说。比如，皮锡瑞说；“盖凡学皆贵求新，惟经学必专守旧。经作于大圣，传自古贤。先儒口授其文，后学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世世递嬗，师师相承，谨守训辞，毋得改易。如是，则经旨不杂而圣教易明矣。”（《经学历史》）钱锺书先生则云：“均欲‘禁私学’，‘绝异道’，‘持一统’，‘定一尊’；东西背驰而道路同轨，左右易位而照影随形。然则汉人之‘过秦’，非如共浴而讥裸裎，即如劫盗之伤事主耳。”（《管锥篇》，第一册）
若就人性论而言，儒法之争乃是中华民族心理态势之善恶之争；而就制度思想而言，可是一种“好的专制主义”与“坏的专制主义”，或者说是理想制度与现实制度之争。扬善固然可以避恶，却也未必尽然。以暴易暴，以恶制恶；似乎方可使人免于十恶不赦，因而也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如果说“内圣外王”，“多爱、厚德”是儒家之一厢情愿的话，那么，“内恶外善”，“酷严、重刑”倒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发展的制度特色，而“隆礼尊法”，“以礼入法”，“出礼入刑”是一条中庸之道。“礼自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后汉书·陈宪传》）“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史记·太史公自序》）此类表述无不道出了“礼”与“法”制度之间的互补效应。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力，就是行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诺斯指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经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益，即希望通过制度创新来获取在已有制度安排中无法取得的潜在利益。”“换句话说，只有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大于成本，就会出现制度变迁的需求。”“诺斯认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也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刺激经济行为。”“意识形态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技术变迁的前提条件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彭德琳著：《新制度经济学》）诺斯还说：“一个社会的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而意识形态是使个人和集团行为范式合乎理性的智力成果。”“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省的方法，个人用它来与外界协调，并靠它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历史乃是敌对意识形态的一个战场。”（《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自秦“二世而亡”至西汉初期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以及后来的“清君侧”“和“文景之治”，一直到了武帝时期作为政治、经济的主体，通过文化制度的创新：“独尊儒术”，乃至“文治武功”并举，渐臻综合国力大增，中华帝国自此崛起；开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盛世。其中，意识形态制度化之功过是非，“盖可忽乎哉？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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