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当下组织力量纂修清史是值得的，必须精心组织，落实责任，保质保量地加以完成，做出一部既能与二十四史相衔接，又具有时代特色的《清史》。

一、前人对纪传体史及赵尔巽《清史稿》的认识和新修《清史》的可行性

每个时代都应该有体现自己时代的史学，每个时代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也应该奠基于已有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统。对于二十四史，过去已有梁启超等作过总结。他揭示了四个病源：即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4、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只能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对读者而言，必然是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史学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史学的革命是当务之急。其实史学革命是每个时代史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

具体说到《清史稿》，过去人们也已多有评论。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23——225页）说：“《清史稿》未被列入正史，因未经当时官府承认，又是初稿。赵尔巽曾在序言中说：‘盖此稿并非视为成书也。’于是只仿王鸿绪《明史稿》例，称为《清史稿》。”作为编纂者，他就希望后人能对之有所改作，以成定稿。

不过，“此书所据的史料是极丰富的，有清代国史馆的国史底本，各朝实录、圣训、方略、会典、则例、方志、文集碑传和档案等等。《清实录》，蒋良骐《东华录》、王先谦《东华录》、朱寿朋《光绪东华录》以及《宣统政纪》等书为本纪的依据。《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清文献通考》以及刘锦藻的《清续文献通考》等书为志的根据。《清史列传》、《耆献类征》、《碑传集》、《续碑传集》以及各家文集等书为列传所本。而这些著作大都完整保存，可与《清史稿》互相参照。当然《清史稿》在其中最概括简略，是转手多次以后的资料。”应该说，如今我们可以利用的清史方面的新资料比过去更加丰富了，特别是历史观的转换本身就极大了拓宽了历史学的视野，我们还是应该把更多过去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史料纳入新《清史》的史源范围内。这其中不仅应编辑整理国家、地方档案，而且应该把族谱、契约、碑铭乃至秧歌、谚语、歇后语和民间戏曲等纳入编辑整理和出版的范围内。关于清代会馆的许多文献和实物资料都大量散存于民间，也很有必要加以搜集整理。

柴先生说：“《清史稿》是学清史的人的基本参考书，但缺点很多。首先是修史诸人多系清朝遗老，复辟思想浓厚，坚持站在清统治者的立场上写书，对反清者极力诽谤谩骂，如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吴樾炸出洋考察搞立宪骗局的五大臣，本是一个正义的革命行动，而卷二十四《德宗本纪》中却污蔑为‘匪徒捽掷炸弹’。清朝遗臣亡于民国初年的传中只写甲子，不奉民国正朔，如卷四百七十二《劳乃宣传》：‘丁巳复辟，授法部尚书’；同卷《沈曾植传》‘丁巳复辟，授学部尚书，事变后，卧病海上，壬戌冬卒。’卷四百四十九《冯煦传》则说他辛亥革命时‘闻国变，痛哭失声，越十有五年，卒。’”对于这些朝代变更所产生的判断歧义，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其次是夸美清朝统治，如卷一百二十《食货志序》中说：‘凡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又普免天下租税，至再至三，呜呼，古未有也。’卷五百二十六《属国传》说：‘环列中土诸邦，悉为属国，版图式廓，边备积完，茫茫圣德，盖秦、汉以来未之有也。’实在是无稽之谈。书中一方面于清朝皇帝无不颂扬，另一方面凡明代后裔及遗民举兵抗清的，均呼为贼寇。如《世祖本纪》‘顺治十八年，海寇郑成功逐荷兰人据之。’这是把民族英雄郑成功污蔑为海寇。于太平天国起义则更是切齿痛恨，行文所及，非伪即匪，《洪秀全传》中以为‘中国危亡，实兆于此’，真是本末倒置。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头目戈登镇压太平天国极为夸奖，却不载其火烧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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