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在编纂体例方面，重复舛漏更不待言。史馆的工作在十四年间时修时停，有时无专人负责，组织松懈，各随己意为编写，况修史诸人未能细查实录，故而差谬时见。至于档案，充栋盈梁，更谈不上多看，所以此书历来不为人所重。以其内容论，志、表尚属有用。本纪简略，列传最下。”我们今天政通人和，经济基础稳固，克服上说问题自在情理之中。

《清史稿》有关内本、关外本之别，“关外本”是金梁携至沈阳改动的本子，有金梁的校勘记，增有康有为传、张勋传、张彪附传，金梁自署办理史稿校刻事宜总览衔头，其实金并非修史之人。“关外本”又改过一次，把张彪附传撤了，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关内本”则把康有为传、张勋传和金梁《校勘记》一并删去。此外，几种本子的其他内容也略有更动。今天我们可以综合二种本子，重新做出取舍。

总之，柴德赓《史籍举要》中提到《清史稿》志、表等价值较高，纪相对粗疏，传的质量最低。因而我们必须在增添新志、充实纪、订正传方面下工夫。

瞿林东、韦唐、王森等著《二十五史随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清史稿——一部正史的未定稿》作者张显传说：《清史稿》是由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参加编修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年（民国三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14年。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瑕疵”，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当时的主要史料有：《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志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从修成的《清史稿》看，档案史料没有被利用，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总体上看，《清史稿》编者没有坚持信实的原则，并坚持“扬清”的立场，在人物的褒贬上存在较大的偏颇。王思治、郭成康等先生都较具体地阐述了这一点。

赵尔巽视此书为“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輅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谬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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