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关于史传人物的褒贬问题。对人物的定位来说，新的清史与清史稿也应有些变化，或者说是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关心的主题是人物的忠奸问题，一个人物，是忠于皇族的，给予肯定，即使是小人物也加以记载。倘若这一人物背叛了皇族的利益，则将其打入另册，口诛笔伐，使其永世不得翻身。这类忠奸教育，在古代社会是极为重要的。新的清史当然不必担负这一责任。但扬善惩恶的传统功能仍然应当继承，不过，衡量的标准应当有所变化，过去的标准是对皇帝的忠奸，而新时代的标准，应是对国家的忠奸，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体现国家利益，谁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谁的行动中，最能体现国家利益，谁就应当得到歌颂，反之，则应受到批判。如果确立这一标准，其一，我认为应当旗帜鲜明地歌颂历史上的清官，因为，他们往往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贪官应当受到批判，因为，他们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其二，我们可以在新清史中大胆地歌颂反清的义士，例如秋瑾这一类人物，生活于清代，但不忠于清朝，若以帝王为本位，将其列入清史，只能列入叛逆传。而在新的清史中，我们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秋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对她及其同仁，我们是可以歌颂的。不过，以国家利益为衡量人物的标准，在施行过程中只怕还会遇到一些问题，这就是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在明清交替时期，那些降清的人物究竟是符合国家利益还是违背国家利益？例如洪承畴、郑芝龙之类人物，清史将其列入二臣传，显然有贬低的意思。新的清史怎样处理为好？袁世凯在清代是重臣之一，但又背叛了清朝。若从国家利益来讲，袁世凯叛清是民国成立的一个关键，在这一件事上，他是有功的。以这个标准进入清史行吗？这是可以商榷的。

第五，关于军事史的地位问题。这一问题的症结不是在古代，因为古人历来重视有关国家命运的军事大事。涉及到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战事，作者都要加以详细记载，并讨论。但近代以来史册的风格都尽量减少有关军事的记载。其实，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重大的战争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我们若是写国史，对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战争，还是应该记载清楚的。太史公以来的正史，对战争都有详细记载，这与当代史书不记载军事的风格不同。在新的清史中，是否要加强对重大战事的论述？我个人意见是有必要的。

第六，关于跨界人物入传问题。在清代历史上，有一些人物生活在两个时代，并在两个时期都很有影响，对这些人物的处理是清史修纂中的一个难题。我认为，倘若我们将清史的定位落实在清代中国史，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便有了准则。凡是对清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我们都不应漏掉，这肯定是我们实行的准则。那么对一些跨越两代的人物应怎样处理？例如：史可法、黄道周这类人物，应放入明史还是清史？我认为这两位都是对清代中国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当然要放入清史。不过，在清史中，我们只要写他们对清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而将其在明代的主要事迹留给明史去写。为了保证人物的完整性，我们可以将在其明代的事迹简明扼要的作一论述。晚清的人物也可以这样处理。袁世凯是清末大臣，许多清末的大事都与其有关，但清史稿不入袁世凯传，其实是将其视为清朝的叛臣。在以王朝体系的旧清史，当然不会写入袁世凯，若写，也是将其列入叛臣传。而新的清史，我想应将袁世凯在清代的历史写清楚，至于他在民国时期称帝的逆行，则留给民国史去详写，在清史袁世凯传中只要作一个简略的交待。

第七，传统史册中记载了一些对国家大事没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似可删去。例如循吏传往往记载一些仅有地方意义的地方官的事迹，忠义传记载了为朝廷而死的小人物，孝义传记载了民间人物的生活，烈女传记载了节烈女性，由于新时代观念的变化，这些传记已经不可能再列入了。以烈女传来说，中国古人认为：只有节烈女性才能培育出忠臣孝子，因此，有必要提倡和表彰节烈，以便为国家造就忠臣义士。明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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