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译书的最早活动，始自介绍外来宗教。近代译书则起于鸦片战争前后，它不仅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宗教，而且广泛地宣传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文化，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推动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进程。

一、译书的缘起

译书并非始于近代。早在汉唐时期，我国就发生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这是中国第一次外来文化大输入。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笔者注），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即此，两汉之际，大月氏等国的不少僧侣直接来华传教译经，使佛经以口授的方式逐渐在中原地区传播，并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东汉定都洛阳，统治阶级上层中已有人开始信奉佛教。据传东汉明帝时派蔡愔到大月氏求佛经，后来蔡愔与大月氏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一起回到洛阳，并用白马驮回了一些佛教经典，在洛阳城西兴建了中国第一所佛教寺院白马寺。至桓、灵帝时期，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都先后到洛阳，翻译佛经多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西行求经的人很多，大量佛经被翻译过来。唐时佛教继续发展，译经事业达到超出前代新的境地，唐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国后译经75部，1335卷。故后秦名僧鸠摩罗什、南梁真谛和唐玄奘，被范文澜先生并称为中国佛学的“三大译家”。汉唐时期的译著以佛教为主，兼有其他各教。其社会意义主要是宗教的传人，但“宗教的传播又往往同时伴随着文化的流通”，“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1](P419、455)日益广泛的文化交流推动了社会的繁荣。

明末清初年间，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译著在中国出现，标志着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大输入。在耶稣会传教士中，利玛窦堪称杰出的代表。他入乡随俗，将基督教与儒教相联系，以耶补儒，以儒证耶，力求说明基督教与儒教的一致性；他还“以学术为媒”，努力用知识与文化去争取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展示西方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借以抬高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地位。结果，利玛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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