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间译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商办民间私家出书剧增，译书不再由官方译书机构所专营。由于甲午战败，国运艰辛，救国之士从日本的崛起中，感到了西洋文明的力量，更欲从译书中寻求救国之道，使得这一时期的译书活动，呈现出比以往更为绚丽的色彩。到处兴起的译书社团，表明了译书已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译书内容由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

1897年10月，梁启超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局，为维新派的编译机关，由康广仁为经理。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说：“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备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这就明确规定了大同书局的译书范围。

1897年2月，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稍后设编译所，由张菊生主持。所译书籍，除有各种教科书及一般科学著作外，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其《严译名著丛书》饮誉全国。

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接着又成立了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社等，仅1901至1904年间，就译出各国史志以及哲学、法政、教育、外交、兵制、农政、矿务、工商、理化、卫生等各类书籍533种。[5](P101)值得一提的是译书汇编局，这是中国留学生第一个译书机构，所译书籍多为政治方面。冯自由称《译书汇编》“所译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促进吾国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6](P144)

私家译书最著名的要数严复和林纾二人，世称“严林”。严、林都是坚持用古文进行翻译的大家。严复的译书在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最为深刻，他的功绩在于第一个较为系统地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论介绍给中国读者。严译《天演论》为当时的思想界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林纾是第一位用古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人，他共译作品184种，包括美、英、法、俄等许多国家的文学名著。1899年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由福州索隐书屋刊行，此书出版后，一时“风行大江南北”。“严林”的译著不仅在思想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和重要的地位。除了严复、林纾外，著名的译者还有梁启超、王国维、马君武、朱执信等人。

民国以后的译书种类、数量愈来俞多，内容更加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并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个译书群，如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胡适、刘半农、沈雁冰、郭沫若、陈望道、郑振铎等。尤其是以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的生机。在此前后，译有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叙》（即初版序言）、《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俄国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等。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发表，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三、译书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虽然路经多歧，千回百折，但总的方向是与世界日益接轨，向着近代化的目标艰难而又不可阻挡地前进，这其中，译书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是加速了西学东渐的步伐，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清末西学东渐，大体上可以说有三种途径：学堂讲学；出洋考察或留学；译书。然而，无论是请人讲学或留学考察，其成果终归落实于文字。来华任教的讲义又翻译成书，如傅兰雅、丁韪良等人授课用书均刊译本；考察官员及留学生，凡较用功者均有译著。译书在西学东渐中首当重任。随着近代译书事业的发展，西学东渐以其排山倒海之势，锐不可挡，而西学的传播与扩展则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迁的关键动因。鸦片战争之后，大量刊行的西方史志类的译著，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风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著名人物、国际交往惯例等，使中国对外部世界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也为中国适应新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