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利玛窦外，还有其他一些传教士，如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金尼阁、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均从不同角度译著了西方政治、哲学、文学、物理、气象、医学等方面的书籍。此外，一些中国学者参加了耶稣会士的译述工作。当时的译书办法是中西结合，即由西方人口述，华人笔录。在这些中国学者中，徐光启于1605年开始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科学著作不下10种，著名的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李之藻不仅与利玛窦等人合译了《圜容较义》、《同文算指》等，还编有《天学初函》收西人译著19种，为最早的一部关于西方学问的中文丛书；杨廷筠与艾儒略合译的《职方外纪》，为明清之际综合介绍世界地理各书中最为翔实的一部。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书的主要动机是传播宗教，因为作为执行教会组织指派任务的传教士，自然是以传教为最主要的目的。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其社会意义已远不止于宗教，而是西方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传入。欧洲传教士递航东来，带来了有关西方世界的新信息，西学东渐由此拉开帷幕。

二、近代译书的变迁

作为第三次外来文化大输入重要渠道的近代译书，开始于鸦片战争前后，战前为少量译书，战后为大量译书。近代译书的发展，大体上分别由教会、官方、民间三方面力量相互交替进行，其主次地位，在不同时期依次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后的译书，基本上是教会出版机构的天下；19世纪60年代以后，为教会出版机构与官方出版机构并峙，但以官方译书机构为主；19世纪末开始，民间商办出版机构空前兴盛，私人译书成为主体。

（一）传教士的译书

明末清初的译书活动，由于罗马教廷的内部纷争及清初的闭关政策被中断了数十年。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扩张，西方传教士再次来华，不过，这些传教士已不属于天主教耶稣会，而是属于基督教新教。第一个来华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他于1807年到达中国。此后，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自1808年起，马礼逊等人开始翻译《圣经》，直至1823年，一部中文全译本的《新旧约全书》终于问世。这是第一次完整地将《圣经》译成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意义。除了翻译《圣经》以外，传教士在译书方面的另一项工作是编译各国史地和制度方面的书。主要有：米怜编《全地万国纪略》、麦都思编《东西史记和合》、裨治文编《亚美理哥合省志略》、郭实腊编《古今万国纲鉴》、《大英国统志》、《万国地理全集》、《贸易通志》等。这些早期新教传教士的译著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不能与以后的译著相比，但这是近代译书的开端。这些译书成为日后林则徐、魏源等人了解世界的重要资料来源，同时也为后来的译书打下了基础。

早期传教士的译著，多由教会自办的印刷机构出版，最初在中国辖区之外开办。鸦片战争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并且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传教。于是，传教士便将活动基地从南洋迁到中国的口岸城市，此后又陆续组织了一些团体，专门从事编译出版活动。至19世纪末，教会主持的译书机构约有十余处，著名的有：

墨海书馆。其前身系英国伦敦会在马六甲等地办的印刷所，1843年迁入上海，主办人麦都思。译员有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等传教士，中国译员有李善兰、王韬等。该馆以出版宗教读物为主，50年代后陆续出版少量的科技书刊约30余种。其中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的《重学》、艾约瑟与张福德合译的《光论》、韦廉臣与李善兰主译的《植物学》为近代中国最早、最系统的学术译著。

美华书馆。美国长老会办，1844年在澳门设印刷所，第二年迁入宁波，取名“华花圣经书房”。1860年迁上海后改名为美华书馆。该书馆设备精良，技术先进，规模较大，最多时有工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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