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7年成立于上海，1895年改名为广学会，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最大的出版机构。1897年广学会自称，数年来“编印各书籍八十九种”。近有学者估计，从1887年至1911年，广学会共出书461种，其中宗教书籍与非宗教书籍约各占一半。[2](P554)广学会不仅所编史地、理化、宗教、伦理方面的书多被当时学堂所采用为教科书，而且编印的一些政治书籍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相当广泛。有如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等风行海内，朝野争读。

近代西方教会译书的目的，其初衷仍然是为宣传宗教，他们夸耀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成就，是想“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3](P673)然而，历史早已翻过了旧的一页。与此前相比，传教士东来的背景更为复杂，除宗教的动因外，政治的动因是一个重要方面。在近代，传教士是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先头部队出现的，而在荷枪实弹的侵略者到中国后，不少传教士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充当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鹰犬。但是，武力上的优胜，并不等于信仰上的征服。传教士们继续沿用传播科学的方法，以作为他们在中国活动的媒介。所以译书的内容，开始还是以宗教和少量自然科学著作为主，数量不多，发行不畅，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和少数教民及上层官僚士大夫中间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逐步推广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其影响也日益扩大。可见，传教士的东来，确曾使中国人民的苦难加深，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程度加重，但受西学东渐潮流的驱使，传教士在其活动的具体实践中，长期采用了学术为媒的手段，却在客观上传播了科学这一真正的福音。

（二）官方译书

鸦片战争前后的译书以传教士为主，自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时期的译书活动则由传教士逐渐转为官方为主。清政府的官方译书活动始于1839年，当时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在广州雇佣一批翻译人员，从事翻译西书和报章上有关洋人的言论，以作为情报，除了自用，还抄送同僚参考，有的还直送京师，进呈御览，并译有《各国律例》、《四洲志》等书。《四洲志》在闭塞已久的社会中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大势的窗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入一些其它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于1844年出版，被视为有关西洋最权威的编著，在中国、日本广为流传。

尽管近代中国官方译书从林则徐便已开始，但是严格地说，由朝廷出面设置机构，组织人员，长时间比较系统地翻译西书，还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这时朝廷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机构是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同文馆又称京师同文馆，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1862年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官方的第一所综合性的外语学校和翻译机构。该馆没有印刷所，出版中文译著。同文馆历年编译了有关语言、西洋制度、历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26种。从译书数量上说，是除江南制造局以外，由官方主办的最大的译书机构。由于该馆以培养外交译才为主，因此，译书内容以世界知识，包括各国历史、国际法和有关时论为主，自然科学的译著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并且在晚清学术界影响不大。

官方译书机构中，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该馆由曾国藩奏请，于1868年6月正式开馆，译员由中外学者共同组成。中国译员有徐寿、华衡芳、舒高第、赵元益、徐建寅、李凤苞等，外籍译员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伟烈亚力等。与同文馆相比，由于宗旨的不同，江南制造局的译书以应用科学为主，据该馆自编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至1908年的40年中，共译书158种，其中史志、公法、教育方面的书18种；军事方面的书32种；商学书8种；科技书90种；附录10种中，除每年4册的《西国近事汇编》外，其余仍为科技书籍。

自中央设馆译书后，沿海地区相继仿行。主要有上海、广州的广方言馆、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北京海关税务司等。这些机构均招收学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与制造、驾驶技术并译刊西书。直到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还奏请设立江楚编译局于南京。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官方译书系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4](P449)尽管梁氏所说难免过于狭隘，但官方译书还是有所侧重的，主要以应用科学为主，重点是在兵学知识、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理论，特别是数学、物理和化学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只有外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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