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德国光辉史诗的持续，见到了作为“德国独有的”纯真而自发的传统的存在。在保存民族传承的精神之下，德国的历史研究也在这时开始出现，如现代职业史家的出现就在此时。日后“德国学派”的史学虽号称是“科学的”，但其意识性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德国知识分子们积极从事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整理和研究，其根本目的是抵御外来文化的宰制和影响，并表现出构建民族精神的强烈文化追求。这种民族精神义理是为了揭示自己的人民在历史上对人类有一定贡献，和其他民族有同样价值，因而这种整理和发扬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努力，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本民族的现实地位。德国之外，文化民族主义在欧洲其他部分同样很普遍，特别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比较落后的地区。在爱尔兰、波兰、挪威、意大利，对振兴与研究民俗传统产生了同样的兴趣，出现了同样的民族历史和文学传承的探索和同样的语言学研究[3](P23-26,35-36)。上述例证说明，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一些落后地区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时，往往要高涨起本民族的民族文化思潮，其表现主要是对自己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为的是从文化上凝聚自己的民族和从文化上提升本民族的地位。在这种对各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中，尤以史学上的成就与影响更具有代表性。19世纪德意志民族文化思潮的高涨，促使德意志民族主义史学的发达。史学家们利用史学宣传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发扬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极大地推进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同时也推动“欧洲各国的历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4](P33)。总之，以德意志为代表的高涨的民族文化思潮，构成近代欧洲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欧洲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演为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对此，西方学者自己讲得极为清楚：“民族主义的必然产物，即幅员广大的和飞扬跋扈的帝国主义。”[1](P36)这是对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发展由来的最好说明。其实在20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指出：“综观各国大势，莫不由民族主义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略地遍宇内，山陬海澨各有主人，乃东亚大陆尚有一瓯脱地在，于是万马齐蹄，千艘鼓轮，争向我大陆进发”[5]，即指出帝国主义乃由民族主义膨胀而来，而且随之便向外，尤其是向亚洲和中国侵略扩张。伴随着帝国主义政治、军事上的扩张，是其文化上的扩张。帝国主义烈强的扩张，促使欧洲之外落后地区民族自觉与民族文化思潮的兴起，近代亚洲的日本和中国就是如此。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也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西方列强的刺激，引发日本在1868年开始为追求富强而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明治维新的前20年，日本已出现全盘欧化的狂热思潮。做为对这种思潮的回应，1888年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国粹保存”运动，以抵制全盘欧化的消极影响。“国粹保存”运动的提倡者们多是些仰慕西方文化的人士，因而他们并不一般地排斥西方文化。但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因而其“国粹保存”思想乃是主张在保存日本文化特有的民族精神的前提下，输入和吸纳西方文化。所以日本的“国粹保存”运动，乃是日本受到西方文化入侵的刺激，在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民族自觉和民族文化思潮的激荡。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日本才走上“西方文化日本化”的道路，并取得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因而可以说，以“国粹保存”形式表现出发来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日本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日本的这段历史，对当日中国也曾起到很大的启发借鉴意义。
按一般看法，西方19世纪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世界主义的回应。而日本近代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刺激下所做出的反映。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似，只是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思潮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复杂。不过大体上讲，应以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为端绪，以后陆续出现一批在民族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学者，以继承发扬传统的学术文化为主体，同时注意吸纳西方文化，用来构建新型的、独立的近代民族主义文化，从而在文化领域表达出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发展意识。
二、中体西用论与近代中国最初的民族文化反思
中国自古以来极重华夷之别，而华夷之别的根本在文化上，因而有“华夷之别，在于文野”之说，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始终以华夏文化为正统，并认为它是唯一最高文明范式的文化观。至于外裔四夷，在文化上皆无足取，至多不过对之存有一种“礼失而求诸野”的拾遗补缺心态。在此观念作用下，形成一种正统、自足的文化精神，认为中国在文化上兼备无遗，不假外求。此精神发展至极，于是表现为对外来文化贬抑拒斥的虚骄自大心理。明末以来随着耶稣会士来华，出现西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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