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的局面。虽然如徐光启辈开明士大夫对西学表示出极大兴趣，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视之为外夷异说而痛斥深拒之。如当时有人指斥欲开局翻译西学者“则亦不思古帝王大经大法所在，而不知彼之妖妄怪诞，所当深恶痛绝者，正在此也。”有人则跟随唱和道：“臣惟天地开辟以来，而中国之教自伏羲以迄周孔，传心有要，阐道有宗，天人之理，发泄尽矣，无容以异说参矣。”[6](P155-156,160)在此贬斥西学的论调中，明显表现出华夏文化正统、自足的偏狭之见。至清初历案，杨光先坚拒采用西洋历法，并声言：“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矣。”[7](P714)所言宗旨可归纳为器以存道，器亡则道亡之意，其实质仍不过以严夷夏之防、反对用夷变夏之类口实，做出卫护中华圣道的姿态。对于明末以来传入的西学，由清代乾隆时编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做出了代表官方的总评价。如其中在试图比较中西学术的优劣时说道：“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8](P1080)即通过与儒家在治学宗旨上的比较，指出中西学术似有相近之处，但若从道器物理的角度进一步观察时，就会发现西学在格物穷理方面不得要领，乃斥之为异学。又如在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加以评价时有谓：“案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千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8](P1081)所论虽对西方的科学技术表示了推崇之意，但由于对其思想学说不予认同，还是斥之为异端，因而对清政府仅取其技能而禁绝其学术的政策，深表理解赞同。可以说，直至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由于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实质性冲击，固然表现出对自己文化的十足自信，但值得提出的却是那种严重的正统、自足的虚骄自大心理，乃至于对明末以来传入的西学，仍然本着严华夷之辩的古老信条，采取一种贬抑拒斥的态度。这就是19世纪后期中体西用说问世之前的社会文化背景。
鸦片战争中，中国受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沉重打击而大败的事实，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对西学刮目相看。一方面，长久以来建立于华夷之别心理基础上正统自足、虚骄自大的文化观念，并未从根本上被破坏，仍会在继起的中西文化碰撞中顽固强烈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在古老中国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大冲击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新形势下的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或者说，当中国面临外来文化威胁而有生死存亡之虞的严重形势下，如何重新调整和定位自己的传统文化，已经作为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摆在全体国民之前。作为对它的回应，导致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思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持续不断波澜。
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出现一种引进西方科技文明的主张。这种主张要求把所谓中学置于主体地位，而所谓西学则置于辅助应用地位，因而一般称之为中体西用说。除此体用的概念表述中学、西学的关系外，还有“本末”、“本辅”、“道器”、“道艺”等诸种论拟表述形式。无论如何，这种主张的根本之处是在以中学为主体的前提下，引进西学并发挥其助益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效用。一般认为，中体西用说影响从洋务运动延续至维新变法时期。若从深层次剖示，中体西用说的提出，实乃中国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时，出于一种民族自觉而做出的本能性回应。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中体西用说实是洋务派开明人士及早期维新派人士，为引入西方文化而受到顽固派抵制时做出的文化辩解论式。统观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这在各个国家或民族是经常出现的现象，因而有学者指出：“当一个文化单元或民族对峙于现代化时，其知识分子经常感到一种为其向现代化国家做文化引借辩解的必要。”[3](P90)但这种“文化引借”必然受到反现代化者的抵制。中国在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顽固派作为封建统治利益的最高坐享者，本能地感到一旦采用西学，必将导致数千年传统的纲纪伦常及礼义法度终将动摇，使整个统治阶级安身立命、操纵威福的制度根基行将瓦解。如有人提出要维护“礼义廉耻大本大原”，就不能兴洋学，否则将招致“人心因之解体”的大祸[9](P121)。有人则倡言：“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10](P29)这是在借口孔孟尧舜之道远较西方科学为重要，径直反对引入西学。由于顽固派自身的利益已与封建体制合为一体，因而以卫道的面孔反对引入西学是必然的。但由于华夷之别的文化观念，以及博大渊深的传统文化在社会心理上留下的巨大影响，顽固派的卫道言论颇能代表一部分社会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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