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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化的民族文化思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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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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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指出：“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25]这里把国粹与历史、文化及民族精神间的关系，阐发得十分清楚。他们继梁启超之后也提出史学革命的倡议：“悲夫！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26](P168)同梁氏一样，他们也系国命之望于史学革命。但在新史学的创发中，梁氏虽有倡始之功，而20世纪初年其史学贡献仅限于理论上，具体研究成果尚不多[27](P216)。国粹派则不然，无论在史学理论还是在具体历史研究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史学在20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几乎一直处于显学地位，这同国粹派的力行提倡不无关系。可以说，在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之后，既体悟其精神又能用近代方法复兴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者，当首推国粹派。此后学衡派标举“倡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自诩为国粹派继承人。虽或谥之为文化保守主义，但正是他们支撑着当时扎实深入、卓有成效的民族文化研究，也代表着中国知识界普遍存在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挚的情意与崇高评价。可以认为，国粹派的贡献固然在于他们为建设近代化的民族文化做出功绩，但其中更主要的是他们既体认中国传统文化，又切实深入地整理研究它，挖掘其真髓，宏场其精义，以使之能在国人之中详实地传播。这在20世纪初以来，受救亡和革命热潮冲击不免带有浮躁疏略之风的学界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学衡派巨子汤用彤曾以“浅隘”概括当时的学风，深中时弊[28]。国粹派不唯致力于传统学术的研精覃思，又提出以西学证明中学的开明主张，在《国粹学报发刊词》中有谓：“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继起的学衡派也提出既“保存国粹又昌明欧化”，因而主张忠实全面地介绍东西学术文化精神。综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冲击下蓬勃起来的民族主义文化思潮中，真正担负起从学术研究角度振兴宏扬中国民族文化者，应推国粹派及学衡派一批学人。正是他们切实精到的研究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落到实处。因而应该说，只有他们才是20世纪率先以其深厚学力创新中国民族文化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把他们的成就与19世纪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相比，毫无逊色之处。对20世纪初叶学术文化史上的这段辉煌，我们应给予充分注意。
四、余论：中西文化民族主义的比较
中华民族自秦汉时代起，就已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认同意识，并因此构建起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所以，无论在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等方面，久已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传统，而政治上的大一统结构及其理念，更在有形无形之中对中华民族起着持久的型范聚合作用。所有这些，与欧洲民族如德意志及意大利等要在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兴起之时，才集中总结构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等历史文化传统，大不一样。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渊源久远，积累深厚，不假外求，更无需临时凑集。如章太炎曾以日本为喻而论述道：“部娄无松柏，故日本因成于人，而中国制法自己。儒墨名法道尚已，虽汉宋诸明哲专精励意，虑非岛人所能有也。自弃其重而倚于人，君子耻之，焉始反本以言国粹。”[29](P207)即日本因文化积累浅薄只有“因成于人”，中国则只需发扬自身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已足以自强。但国粹派“反本以言国粹”，又非专意于诵经复古、卫道恋旧，而是“标民族之宏义，发神州之鸿秘”[30]，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近代民族主义创新宏扬中国固有文化。如果说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乃是中国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刺激时，所做出的本能性反应，其实质是在不触动旧的政治伦理文化本体的情况下，引用西方的科技文明补益自己，那么，这种对旧文化体系的局部修补，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世界民族民主运动大潮。更主要的是因为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尚未广为传入，因而不能不使中体西用式的文化反思受到局限。当民族主义浸润于中国思想界之后，人们的文化观念大为改观，中体西用论益加显出其不足与浅薄，文化革新的历史任务也开始被人们所意识到。20世纪初年国粹派的兴起，虽然寄意于“保存国粹”，但却旨在融通新知，即他们一方面把宏扬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与当时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为反清革命提供舆论鼓舞，另一方面则在努力吸纳西方文化以复兴固有文化，实现民族文化的近代化转换。所以，20世纪初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虽与19世纪欧洲如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貌似相同，实则有异。当时德国尚未完全实现民族统一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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