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晋涵是十八世纪中国著名经学家和史学家，“经学、史学并冠一时，久为海内共推”［①ａ］。其经学著作《尔雅正义》开清儒重新注疏儒家经典之先河，在清代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他最为当时学者所推崇的却是史学，乾嘉学人“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②ａ］。由于邵晋涵史学著述流传后世者不多，以致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长期以来鲜为人知。近年来经海内外学者积极表彰，其学始显［③ａ］。本文仅对邵晋涵的历史编纂学理论略事探讨。

一、关于著述宗旨问题

中国古代修史制度源远流长，史书编纂理论也随之不断完善。《史记》“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成为历史编纂学上的优良传统。唐宋以后，史馆集众修史的优势有所发展，而“成一家之言”的优良传统却有所淡化。后代史家刘知几、章学诚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著述缺乏宗旨，徒具史法，史意不明，严重阻碍了史学的发展。

邵晋涵强调史家的著述宗旨。他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申明史学中家学的重要性，从学术传承关系阐明史书宗旨，发掘史家的编纂思想。

司马迁撰《史记》，其学术思想成为后人聚讼纷纭争议的焦点。邵晋涵独具慧眼，批评了前人一面讥谤司马迁违背儒家经训，一面赞誉《史记》为千古独创的悖论。他认为：“其叙事多本《左氏春秋》，所谓古文也。秦汉以来故事，次第增叙焉。其义则取诸《公羊春秋》，辨文家质家之同异，论定人物多寓文与而实不与之意，皆公羊氏之法也。迁尝问《春秋》于董仲舒，仲舒故善《公羊》之学者，迁能申明其义例，虽未必尽得圣经之传，要可见汉人经学各有师承矣。”［④ａ］这样的评论深化了《史记》研究。

范晔著《后汉书》，增设的体例对后世修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邵晋涵认为范晔的编纂成就与家学宗旨密切相关。他指出：“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儒林》考传经源流，能补前书所未备。范氏承其祖宁之绪论，深有慨于汉学之兴衰，关于教化，推言终始，三致意焉。岂独贾逵、郑康成诸传为能阐其微意哉！”［①ｂ］这就揭示出史家学术思想与史书编撰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深刻的理论认识。

隋唐社会统一的现实，要求史家用新的历史观念重新审视南北朝的历史，李大师、李延寿父子自觉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表现出与南北朝史家不同的撰述思想。李大师计划用编年体裁撰写一部南北贯通的史书，可惜他的宏愿尚未来得及实现，便赍志以殁。李延寿继承家学，终于撰写出纪传体南北二史。有人认为李延寿没有秉承乃父的修史遗愿，分作《南史》和《北史》，没有反映出时代要求，甚至说这是不赞成统一的表现。我们看看邵晋涵怎样对待这个问题。他说：“延寿既与修《隋书》十志，又承父志为南、北二史。……南、北史虽分记南北，实为一书。故延寿于《裴蕴传》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传，《王颁传》云，父僧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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