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直书见意问题

撰修史书，必须具备事实、褒贬与词采三项基本要求，而最重要的则是史实，离开史实就不成其为历史著作。中国史学历来有据事直书的优良传统，也允许史家对所述史实进行合乎其义的评价。然而宋明以来，文人对史事的褒贬误入歧途。究其原因，一是史家刻意追求所谓微言大义的《春秋》书法，史书文词枯简奥隐，历史事实反而晦暗不明。二是朝廷以论史作为科举考试科目，刺激文人为追求功名而标新立异，对前人古事轻事褒贬。这些做法背离了史学宗旨，形成极为恶劣的学风。明清之际学者起纠其弊，到乾嘉时期，史家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反对随意褒贬，倡导直书见意的学风，给史学增加了理性主义因素。

邵晋涵是乾嘉史学巨擘，“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源，实事求是”。［①ｄ］他与当时著名史家钱大昕、王鸣盛共同倡导风气，扭转学术积弊。邵晋涵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史书应当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家不必轻下结论，后人根据史事反省，便能起到隐恶扬善的劝勉作用。

范晔《后汉书》继承前人成就，因义起例，创置《独行》、《党锢》、《逸民》诸传，按类区别人物，寓有褒贬之意。邵晋涵不赞成这种以类传名目寓含褒贬的修史方法。他说：“夫史以纪实，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多立名目奚为乎？名目既分，则士有经纬万端，不名一节者，断难以二字之品题，举其全体；而其人之有隐慝与丛恶者，二字之贬，转不足以蔽其辜。宋人论史者，不量其事之虚实，而轻言褒贬，又不顾其传文之美刺，而争此一二字之名目为升降，展转相遁，出入无凭，执简互争，腐毫莫断，胥范氏阶之厉也。”［②ｄ］在今天看来，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范晔的历史编纂学思想，不妨仁智互见。然而邵晋涵提出的问题，已经超出就事论事的局限，具有普遍理论意义，其价值应当认真总结。

对于萧子显撰《南齐书》，邵晋涵虽然对作者滥述道藏，阐扬佛理颇多微辞，但却表彰“其纪建元创业诸事，载沈攸之书于《张敬儿传》，述颜灵宝语于《王敬则传》，直书无隐，尚不失是非之公。《高十二王传》引陈思之表，曹迥之论，感怀宗国，有史家言外之意焉。”［③ｄ］唐初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以《隋书》成就最高。邵晋涵认为原因在于“唐臣纪隋事，见闻亲切，故叙次详赡，于越王侗之逊位，尧君素之受命，能以婉辞存直道，尤见秉笔之公，固当称为六代之佳史矣。”［④ｄ］可见不论是据事直书，还是婉辞见意，只要不失是非之公，邵晋涵都予以肯定，承认其价值。

欧阳修撰《新唐书》与《新五代史》，历代学者或誉其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或讥其文省事增为失误。邵晋涵指出，这些批评都没有抓住要点，后人修史，假如不知剪裁省文，篇幅将冗滥庞大；假如不比前史增加史实，就没必要重修，这些都不足以作为评价史书优劣的标准。他认为两书缺点在于过分强调褒贬，导致事实隐晦不明。《新唐书》对唐代某些典章制度、重要事实遗漏失载。《新五代史》只有《司天》、《职方》二考，致使上承隋唐、下启两宋的五代典制湮没无闻。邵晋涵批评说：“《新书》之失，在增所不当增，省所不当省尔。……使修、祁修史时，能溯累代史官相传之史法，讨论其是非，决择其轻重，载事务实，而不轻褒贬，立言扶质，而不尚挦扯，何至为后世讥议，谓史法之败坏自《新书》始哉！”［①ｅ］这些批评正切中要害。在今天看来，欧阳修以文人修史，不具备史家专长，而叙述典章制度，考稽历史事实，非良史不能胜任。因此，他只有以词采为文，褒贬为识，不可能写出一部名山之作。

（二）主张据事直书，善恶自见，但并不排斥对历史作客观公正的评论，二者可以并行不悖，更好地起到垂鉴后世作用。

邵晋涵并非对史家褒贬史事不加区别地一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