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强调私人修史别识心裁，宗旨明确，而集众修史不利于表现史家思想，影响史学发展。

唐代史馆修史，集众人所长，撰成八史，成绩很大，但同时也开始暴露出修史职责不明，众人共成一书，水平参差不齐，前后矛盾等问题。然而《梁书》和《陈书》实际上是姚思廉独自撰成，所以优点比较突出。邵晋涵评论《梁书》说：“要其排整故事，叙次明晰，议论亦多平允，分卷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③ｂ］他评论《陈书》说：“其书首尾完善，叙次如出一手，信思廉之善承家学也。虽其纪传年月间有抵牾，要不得微疵而掩其全体耳。”［④ｂ］这说明专门家学在修史时可以发挥自得之学的优势，从而显示出别识心裁对史书编纂的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史馆集体修史却不能充分发挥史家的特长，只能服从监修者的意图，遵照固定的体例纂修。这样修成的史书缺乏史意，史学价值大为减色。刘煦等编修的《旧唐书》，虽然去唐不远，容易撰成实录，“然旧书不成于一手，……舛互缺漏之病，好其书者不能为之讳也。……较韦述等所修旧史，截然高下，不可并论矣”。［⑤ｂ］元人所修宋、辽、金三史，尤其是《宋史》，素来受到世人讥议，但人们多从内容芜杂、重复抵牾等方面批评其编纂得失。邵晋涵虽然也指出“其前后之复沓抵牾不一而足”，但更主要的是批评元代史家只知照抄旧史，不明修史宗旨。他说：“当时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匆遽成编，无暇参考。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记载，史传亦不具首尾。遂至《文苑传》止详北宋，而南宋仅载周邦彦等寥寥数人；《循吏传》则南宋无一人，岂竟无可考哉，抑亦姑仍东都之旧而不为续纂也。”［⑥ｂ］后人修前代史，无论在史实还是见识方面，都应当超越前人，所修史书才有价值。然而元人修史因循苟且，南宋部分的内容严重匮乏，几乎不成其为史书，史实尚不完备，怎么能表现出撰述宗旨，更遑论其书的思想价值。

邵晋涵关于著述宗旨的理论，在其史学实践活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两方面相得益彰。

改撰《宋史》是邵晋涵久有的志愿。他利用宋人碑版、文集考证《宋史》舛误，收获较大。今存《南江札记》中的４０余条考辨材料，补偏纠谬，颇见功力。鉴于邵晋涵治《宋史》的声望，当时学者认为改编《宋史》非他莫属。段玉裁致书邵晋涵说：“先生邃于史学，闻实斋先生云，有《宋史》之举，但此事非先生莫能为。”［①ｃ］这种看法非出于一人，反映了当时学人的普遍期望。从现有材料来看，邵晋涵仍然想用纪传体撰修新史书，这与章学诚试图用创新体裁改编《宋史》在形式上有所不同。章学诚在给邵晋涵的信中说：“足下《宋史》之愿，大车尘冥，恐为之未必遽成；就使成之，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仆亦无从过而问矣。……仆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而体例既于班马殊科，则于足下所欲为者，不嫌同工异曲。”［②ｃ］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中保存了邵晋涵著述中的《儒林》、《文艺》、《隐逸》三传目录，可为纪传体之证明。利用旧史体改编旧史书，倘若没有别识心裁，只在史料方面作些修补，肯定不会收到良好效果。王惟俭《宋史记》、王洙《宋史质》、柯维骐《宋史新编》、陈黄中《宋史稿》无不如此。邵晋涵吸取了前人的教训，明确提出改编旧史贵在有自己的撰述宗旨。章学诚曾与邵晋涵讨论此事，“因请君立言宗旨，君曰：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钟之择，本心即失，其他又何议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③ｃ］邵晋涵是想通过重新编撰《宋史》，褒扬宋代士大夫气节，惩诫空谈心性的学风，从而起到经世的作用。他首先编撰《南都事略》，使南宋的史实内容与北宋大体相当，然后编成前后贯通的赵宋一代全史。新书拟标名《宋志》，以显示与《宋史》不同的编纂志趣。尽管邵晋涵没有完成改撰《宋史》的大业，但他做出的理论建树功不可没。

为毕沅修订《续资治通鉴》，是邵晋涵一次重要的修史实践活动，同样贯彻了他的撰述宗旨。毕沅因不满意王宗沐、薛应旗二家《宋元资治通鉴》和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嘱幕僚文人重新编纂宋元二代史书，接续司马光《资治通鉴》。此书初稿仅就徐乾学《后编》略加删润而成，然而《后编》和《宋史》一样，存在着详北宋而略南宋的缺点，全书宋史部分的内容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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