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晋涵这种理论性认识，集中表现在对魏收修撰《魏书》的评论中。魏收修史，因触犯当权的汉族和鲜卑贵族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纷纷诬蔑魏收修史不实，意在曲笔。此后罪名逐渐升级，至刘知几《史通》，把《魏书》定谳为“秽史”［⑥ｅ］。后人剿袭其说，谬种流传。乾嘉学人本着实事求是态度，重新予以客观评价。王鸣盛首先提出质疑：“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⑦ｅ］邵晋涵则进一步深入分析，辨证时人对魏收的种种指责大多名不副实，予以澄清。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澹等之书俱亡，而收书终列于正史。然则著作之业，固不系于一时之好恶哉。”［⑧ｅ］在邵晋涵看来，只有尊重史实，秉笔直书，其著述才有价值。尽管一时可能被人误解，但终究会得到公正评价；而那些没有事实依据，全凭主观好恶强加于史事的议论褒贬，不过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这正是他反对随意褒贬，主张直书见意理论的内核。

邵晋涵在修史实践中体现了上述理论认识。毕沅《续资治通鉴》成书后，在书名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他寄书钱大昕征求意见，其中提到“邵与桐校订颇勤，然商定书名，则请姑标《宋元事鉴》，言《说文》史训记事，又《孟子》赵注，亦以天子之事，为天子之史，见古人即事即史之意”。［①ｆ］虽然毕沅没有采纳邵晋涵的意见，但他却作《宋元事鉴考异》一书，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时王昶曾经寄书毕沅，建议修史突出褒贬议论，起到教化劝诫作用。他说：“窃谓史书之作，在收采之宏富，而尤在持论之方严，盖将明古今之治乱。而治乱所以肇始，本乎贤奸忠佞之分。……不然黑白之不甚明，贤奸忠佞之不甚别，今既无以为励，而后无以为戒。”［②ｆ］然而毕沅并没有接受王昶的建议，也没有效法《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后编》借“臣光曰”和“臣乾学曰”褒贬人物、史事的成例，而是“鄙则以为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而漫为颂尧非桀，老生常谈，或有意骋奇，转入迂僻。前人谓如释氏说法，语尽而继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韵之以铭，斯为赘也。”［③ｆ］《续资治通鉴》对史事不作评论，固然是因为毕沅的史识毕竟比不上司马光，但也和邵晋涵的编纂思想有极大关系，至少也应当说二人对此具有共识，包含着邵晋涵的理论认识。

三、关于书法义例问题

史家修史，必须能够反映客观历史事实，这就要求史家必须讲究书法义例，提高编纂质量。中国古代史家都极为重视史书的发凡起例，为史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刘知几继承前人成果，进一步作了理论总结。他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④ｆ］这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史例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

邵晋涵发扬这一优良传统，自觉地从书法义例方面考察史家史识，并以此为标准评论史书的优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评论史家或史书，必须考察其书法义例高下优劣，若不绳之以史法，就得不出正确结论。

邵晋涵评价李延寿改造南朝四史的得失时，就是从书法义例角度予以批评。他说：“合累朝之史为通史，自成一书，起例发凡，宜归画一。”［⑤ｆ］他用这一理论标准作参照，指出了《南史》的不足。

沈约修撰《宋书》，于晋宋鼎革之际史事的处理颇具史识。邵晋涵评价说：“《徐爰传》述当时修史之议，为桓玄等立传。约则谓桓玄、卢循等身为晋贼，非关后代；吴隐、谢混等义止前朝，不宜滥入；刘毅、何无忌等志在兴复，情非造宋。并为刊除，归之晋籍。其严于断代为史，申明义例如此。至其诸志之追述前代，亦犹班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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