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思廉撰《陈书》，为其父姚察立传。邵晋涵认为不合史家法度：“察以陈亡入隋，为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与同时江总、袁宪诸人，并由陈入隋，跻显秩，而仍列于《陈书》，揆以史例，未免失于限断矣。”［①ｇ］当然，邵晋涵也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姚思廉的用意是要叙述家学渊源，然而史家叙述家学，大都在史书末尾作序传，《史记》、《汉书》既有成例，历代史家也相沿不废。所以，《陈书》不合义例，难辞断限不明之咎。

（二）评论书法义例，应当辩证灵活地看问题，既要考虑到史书体裁，更要看它如何更好地反映客观历史。

应当指出，邵晋涵论书法义例不同于刘知几。刘知几由于过分强调史法，难免陷入以史徇例的误区，有时脱离客观历史，机械批评。邵晋涵则立足史实批评史法，结论比较客观。

唐初所修《晋书》，存在不少缺点，王应麟主要讥其人物立传不合义例，失于断限等等。邵晋涵则从更深层次上批评其义例不善，如晋武帝信任冯＠③，疏远张华，关乎晋朝治乱得失，二传不载原委，失借鉴之义；马敦立功孤城，不为立传，又不附于与此事相关的周处等人传下，失劝惩之义；郭琦不附赵王伦叛乱，高风亮节，不为记载，失教化之义。这些内容在干宝《晋纪》、臧荣绪、王隐《晋书》中分别有详细记载，唐修《晋书》削而不录，是因为“修《晋书》者多浮华之士，好引杂事以资谈柄，而不明于史家义例”［②ｇ］，所以不能全面反映历史。

元人所修《辽史》，纪志表传具全，体例完备，似乎在这方面无可挑剔。邵晋涵看问题极为深刻，指出元人修史失于考索，史料贫乏，为敷衍体例，凑足篇卷，不顾记事重复，内容单薄，而国号、年号变更诸大事却失载。邵晋涵指出其原因在于“当日史臣闻见既隘，又迫限时日，无暇旁搜，而局于三史并行之义，敷衍成文，取盈卷帙。观诸志序例，惟取其门类相配，而不顾其事迹之有无，其张皇补苴之心亦良苦矣。”［③ｇ］这是典型的注重史书形式而不重视内容的不良修史方法。邵晋涵这样考察史书义例，远远超出汉学家那种一人一事地孤立考证与评论，而是从历史编纂学方法论的高度认识问题，形成了丰富的史学思想和理论。

邵晋涵把关于书法义例的理论应用到史学实践中，在编辑薛居正《旧五代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在四库馆任职期间，着手辑佚此书，力求恢复其本来面目，在编订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宋元文献，本着求实求真精神，发挥自己在历史编纂学理论方面的特长，制订１５条《编定旧五代史凡例》。他严格按照原著梁、唐、晋、汉、周断代为书的体例辑补，虽知其不善，亦不予变更，充分显示出尊重前人学术的严谨态度。邵晋涵在对五代史事严格考订补苴的基础上，撰写成《旧五代史考异》一书。经过他的辛勤劳动，《旧五代史》大体上恢复了原貌。清代学者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誉为“《永乐大典》散篇辑成之书，以此为最。”［④ｇ］如果没有丰富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修养，仅靠历史考证学的功力，是不会取得这么大成就的。

注释：

①ａ阮元：《研经室二集》卷７《南江邵氏遗书序》。

②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４３《邵君墓志铭》。

③ａ仓修良：《邵晋涵史学概述》，《史学史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３期；杨绪敏：《邵晋涵与历史文献的整理及研究》，《徐州师院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２期；杜维运：《邵晋涵之史学》，《清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④ａ邵晋涵：《南江文钞》卷３《史记提要》。

①ｂ《南江文钞》卷３《后汉书提要》。

②ｂ《南江文钞》卷３《北史提要》。

③ｂ《南江文钞》卷３《梁书提要》。

④ｂ《南江文钞》卷３《陈书提要》。

⑤ｂ《南江文钞》卷３《旧唐书提要》。

⑥ｂ《南江文钞》卷３《宋史提要》。

①ｃ李慈铭：《荀学斋日记·己集》。

②ｃ章学诚：《章氏遗书》卷９《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③ｃ《章氏遗书》卷１８《邵与桐别传》。

④ｃ毕沅辑《吴会英才集》孙渊如《中州送邵二云阁校入都》。

①ｄ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９《邵学士家传》。

②ｄ《南江文钞》卷３《后汉书提要》。

③ｄ《南江文钞》卷３《南齐书提要》。

④ｄ《南江文钞》卷３《隋书提要》。

①ｅ《南江文钞》卷３《新唐书提要》。

②ｅ《南江文钞》卷３《金史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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