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的空谈和汉学的繁琐都进行了批评。在经史关系上，他同样打破畛域，贯通经史，从精神本质上找寻二者的一致之处，所谓“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门户之见也”。[2](P315)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从古代学术的源头说起，指出《六经》皆古代经世致用之作，是切合时事，记载时事，用于时事的史，其中所蕴含的“切合人事”的“明道”、“经世”精神，正是史学的精神。可以说，在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体系中，“六经皆史”是他在精神本质上融通经史，冲破长期以来经与史、事与道相互隔离的学术局面而做的全新尝试，其命题的用意，与前人的“六经皆史”说有很大的差异。
二
在探索史学发展出路时，有两项内容是章学诚极为重视的，一是他重视“史义”，二是他重视“变通”。而这两点，前者来源于《春秋》，后者来源于《周易》，都是发源于经书的。对此，以前研究章氏史学，注意的很少。而实际上，这一点在章氏史学思想中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是章氏探索史学出路的重要一环。
“史义”即历史理论和观点，是贯穿章学诚史学思想始终的问题，在章学诚看来，史家作史“贵知其意”，“史义”是关系到“史氏之宗旨”的重要问题。他特别推崇孔子作《春秋》以“义”贯通之笔法，说：“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此而在彼，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2](P37)还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2](P40)很显然，章学诚重视史义，是从孔子修《春秋》而来。在他看来，史事和文采是反映一定历史思想的途径和形式，是存义的材料和工具，“史义”是史学研究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代表史家的思想体系。对此，他有一个极为详尽的说明：“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而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2](P38)章学诚本孔子修《春秋》之“义”，加以发挥，指出“史义”的内涵是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力主通变、重视独创。在他看来，“史义”的消失，导致了史学的“放绝”。“史义”不能统领“史事”和“史文”，致使史学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失去了早期那种创造性的活力，各种弊端暴露出来，这突出表现在纪传体史书的编纂上，他说：“纪传之行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薄书，繁不可删。”[2](P4)后世史书缺乏思想，没有一以贯之之“史义”，以所谓纪、表、志、传各种史例去硬性剪裁材料，越雷池半步，便被视作为例不纯，失去了思想上的生命力。可以说，章学诚敏锐地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问题的关键。这样的史学状况如果不加变革，传统史学便没有任何出路。
“史义”是章学诚变革史学的中心，而《周易》的变通思想，则是章学诚变革史学的理论依据。
章学诚在易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提出过很多富有创见性的易学见解，不仅如此，章学诚的易学思想对其史学思想有重大影响，他以他的《易》学认识，论说了对于史学的独到见解。[4]在改变史学僵化局面这一点上，章学诚就首先论说《周易》之精义在变易，然后提出“变通”史学的见解。他说：“孔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说而进推之，《易》为王者改制之钜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也。”[2](P1)章学诚认定“变”与“改”是《周易》的精髓，是他变通史学的根据，“《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2](P4)可见，章学诚吸纳了《周易》的变通思想，并以此作为变革史学的理论依据，“思所以变通之道”。
章学诚除了论述《春秋》之“义”，《周易》之“变”之外，对《周礼》、《尚书》等经典中所蕴涵的史学价值也进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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