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象为无言之史，谱牒为无文之书，相辅而行，虽阙一而不可者也”。[6](P635)章学诚以《周易》变通思想为依据，本着《尚书》“圆而神”的原则，试图将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糅合在一起，带有探索新综合体的特点。他曾自负地讲，“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2](P4)点明了自己探索新体裁是与《六经》有密切关系的。对于章学诚在史书编纂上的这些有价值的探索，章氏好友邵晋涵曾评价说：“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是貌异心同。是篇（即《书教下》）所推，于《六艺》为支子，于史学为大宗，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2](P4)也指出章学诚是从“六经”引发出史体的创新。
四
章学诚以“六经皆史”论为理论基础来探讨史学出路，其变革创新意识颇引人注意。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章学诚的这种史学变革理论实际上又陷入一种两难境地。
一方面，章学诚看到传统史学的不足，要为史学开新风，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见解的。在他看来，“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行渐著，不得已而出之”。[6]（P119）他认为所有的制度都是随时而创，即随着时势的变化而产生新的“制作”，“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6]（P120）他在《文史通义•原道上》中多次提到“时会”，认为一切变革，都是“时会”使然，圣人也是随“时会”而“创制”，从而达到“穷变通久”的境界。章学诚认为圣人之道，当随时势的变化而加以损益，这样才能解决所出现的新问题以应变于无穷。他的这一思想见解，就使得他一再强调，研究学问要遵循“礼，时为大”的原则，要“贵时王之制度”，反对“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6]（P231）故而他在论述史学问题时，彰扬“史义”，注重探索僵化的传统史学在新的“时会”下的创新，其“六经皆史”的理论正是“随时而变”思想的产物。
另一方面，章学诚所说的“随时而创制”，又是以儒家六经为准则的。他在《文史通义•原道中》中虽然也认为孔子所述六经之理，不能不随“时会”、“事变”而加以补充，但其历代相传的儒家的“所守先王之道”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易的。“时会”不同，“事变”出现，也只有沿袭历代儒家的正统学术的基本原则去加以变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6]（P139）“随时撰述”的前提是“贵约六经之旨”。章学诚下面的一段话更能体现他在创新与因袭之间的矛盾，他说：“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李斯请禁《诗》、《书》，以谓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后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乱民也，故夫子恶之。若夫殷因夏礼，百世可知。损益虽曰随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李斯请禁《诗》、《书》，君子以谓愚之首也。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6]（P232）从这段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章学诚主张随时制艺，但不可越出《诗》、《书》六艺所垂于后世的义理之外。古今损益，道有可通，“知时”而能“通古”，尊经而又有所变通，是章学诚的一贯思想。这样，章学诚的史学创新也是以“六经”为依据的，其“六经皆史”既体现了他试图创新的意图，又陷于“六经”而不能自拔，使得他的理论价值大打折扣。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断言，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与他的史学变革论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以《周易》的通变的思想为理论依据，探讨了《尚书》、《春秋》、《周礼》“圆神”、“方智”的状况，分析了它们相互融汇推移的过程，最后以《尚书》“体圆用神”的撰述精神为准则，重新构想新的史书编纂形式。但同时，他也在这一点上陷入矛盾，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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