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他认为，《周礼》表现最突出的是政教礼治的观念，从史例角度讲，它属于记注，按一定的格式，汇集、排比资料，所谓“《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至《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2](P2)《尚书》中蕴含的最突出的史学思想则是总结历史盛衰的意识，[5]从史书体例上讲，它“因事命篇，本无成法”，有“体圆用神”，灵活多变的特点。所谓“《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2](P4)“六经”不仅在史学上各有侧重，它们还不断相互推移融合，向后世史学发展。对此，章学诚也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过论述，他说：“《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又说：“《六艺》并立，《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2](P2)还说：“《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2](P4)等等。这种推移融合，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都先后吸纳了其中合理的成分，“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2](P2)二者都融《尚书》、《春秋》于一体，进行了新的创造。“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2](P4)总之，后世史学的发展变化，都不同程度地从“六经”中承受了很多东西。从编纂形式上讲，有的体例灵活，体现了《尚书》“圆而神”的特点，如司马迁的《史记》。有的体例规整，体现了《周官》“方以智”的特点，如班固的《汉书》等。
总之，六经在史学变革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章学诚以崇经的心态探索史学的出路，以经为标准论述史学的发展状况，在复古的旗帜下创新，富有特色。
三
在具体的史学变革上，章学诚提出“师《尚书》之意”，也即效法《尚书》体圆用神、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撰述形式来变革史体。章学诚对《尚书》“圆而神”的撰述形式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2](P4)又说《尚书》“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2](P2)由于内容不受形式限制，体例较为灵活，所以《尚书》可以比较自如地表达见解，比如《尚书》中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就是通过这种灵活的著述形式体现出来，“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2](P2)随着历史的发展，《尚书》这种撰述形式虽然被融合到其它史体中了，但它“体圆用神”、“因事命篇”的撰述精神却一直对后世史学产生巨大影响。史学史上有创见性的史学著作，都吸纳了这一点。《尚书》“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司马迁将上古史著融会贯通，首创纪传体通史《史记》，“体圆用神，犹有《尚书》之遗”。其后，“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作了变通。接着“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又作了变通。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首创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同样是吸取了《尚书》的精神，“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2](P4)由此，章学诚提出了变革史学的一个总的原则，那就是：“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2](P4)对于纪传体史书，当“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2](P4)恢复古代史学以“史义”为中心，以“圆神”为准则的创作精神，是章学诚变革史学的目标。
章学诚认为，如果以《尚书》之义改造史体，就没有必要象《史记》那样强分列传、世家和书志。实际上，列传是传，世家和书志也同样是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2](P4)由此他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本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2](P81)这样处理史书编纂，其优点是“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日先后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除此之外，书中还应有表与图，“人名事类，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2](P4)他之所以重视新史体中要有图表，是因为在他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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