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代，则开始有学者力图通过沟通经史，来凸显史学的地位。如王阳明在《传习录》卷一即有所谓“春秋亦经，五经亦史”的说法；王世贞《弇州四部稿•艺苑卮言》也说：“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李贽《焚书五卷•经史相为表里条》亦云：“《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以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时至清代，章学诚则更是集前人之大成，对“六经皆史说”加以了系统专门的阐发。

不过，明清学者之推重史学，大多仍是从经史同源的角度去论证。这事实上并未改变经学独尊的局面，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便说：“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同时，这种观点还进一步导致史学被纳入经学的思想轨道，依附于经学，康有为即宣称：“史学大半在证经，亦经学也。”[13](p49)对此，邓实在论述清代学术时就指出：“本朝学术，实以经学为最盛。其余诸学，皆由经学而出。”[14]陈寅恪则更严厉针砭说：“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15](p270)

到了20世纪初，在章太炎等人的倡导下，这种状况终于有了很大的改观，经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史学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章太炎声明：“经者古史，史即新经”[4](p196)，“经学还是历史学的一种”[16](p505)，“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经即最古之历史也”[17]，“《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5](p371)，“吾人所共知之六经，如《尚书》、《春秋》，记事书，即历史也”[18]，由此明确提出“夷六艺于古史”的口号[19](p159)。他还说：“六经都是古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直到近来，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20](p26)“‘六经皆史也’，这句话详细考察起来，实在很不错。……‘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以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21](p18-19)。至于“经”，章太炎也做出了新的诠释。他在1910年出版的《国故论衡》中就解释：“‘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连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22](p53)此后，他还一再强调说：“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21](p4)，“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23](p44)。概言之，在章太炎看来，“经”的最初含义只是指古书的制作材料和方法，并无任何神圣的意思。

在章太炎这种具有近代意义的经史观的推动之下，章门弟子也奋起打破经学的垄断，提倡史学的独立。沈兼士就对“终清之世，其学不出两部经解”的状况表示强烈不满，他说：“拿经来统制一切学问，……这就是一切学问不能独立自由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24](p372)。钱玄同也提出：“‘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25](p138)，一切以史学为依归。他并且表示：“说到我个人对于经学的态度，……我只不过是站在历史的立场上，来研究经的本来面目罢了。”[26](p144)

无独有偶，朱希祖在介绍章太炎史学思想时同样也说：“先师之意，以为古代史料，具于六经，六经皆史，故治经必以史学治之，此实先师之所以异乎前贤者。且推先师之意，即四部书籍，皆可以史视之，即亦皆可以史料视之，与鄙意实相同也。”[27]他还表示自己治文字学与经学，亦皆以史学为出发点。由此出发，他还直接揭櫫了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的口号，并且阐明：“经学之名，何以必须捐除呢？因为经之本义，是为丝编，本无出奇的意义。”[28]这明显与章太炎的观点如出一辙。此外，朱希祖还深感当时学界对“文学”的界定过于宽泛，“讲授历史，往往与文学不分，所谓‘文史’往往相提并论”[29](p173)，束缚了史学的独立发展，于是在北大讲授“本国史学名著”一课时特别说明：“吾国史学文学，自古以来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