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主张历史研究必须讲求条理系统，使之成为一门社会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社会科学，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除了体现在是否运用了西方近代的科学理论与方法之外，还反映在是否具有条理系统性。在中国传统史学中，虽也曾出现过一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鸿篇巨制，但总体来说仍以拘于史料考订的著述居多。这些考史著作固然包含了梁启超所谓的“科学精神”，却往往过于琐碎，“寻其枝叶，略其本根”[36](p14)，缺乏条理系统，不能总揽全局、贯通全史，更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此，章学诚即曾批评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37](p524)凌廷堪也严厉针砭道：“搜断碑半通，刺佚书数简，为之考同异，校偏旁，而语以古今成败，若坐雰雺之中，此风会之所趋而学者之所蔽也。”[38](p200)

有鉴于此，章太炎积极主张吸收西方近代科学讲求条理系统的优长，以此来改变传统史学流于琐碎的弊端。他说：“学者第一要懂得大体”[4](p76)，“论史须明大体，不应琐屑以求”[4](p229)，“倘若琐碎的去求，就是白首穷经，也无补于事的”[4](p80)。因此，“所贵乎通史者，……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16](p167)，“必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熔冶哲理，以逐逐末之陋”[19](p331、329)。他还分辨说：“史有三长，谓才、学、识。‘作史’者必兼具三事，‘考史’者只须一‘学’字耳。其难易不同”[6](p828)，并且回顾自己最初“对于学问，总求精奥，后来觉得精奥也无甚用，就讲大体，对于前人所未发者，虽然也曾加以发明，但琐碎的是总不讲了”，“这样去讲求，就能得着系统。得了系统，就可以卸烦”[4](p75)。今天看来，章太炎这种对系统性的强调，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关于这一点，毛子水曾经盛赞说：“我们一大部分的‘国故学’，经过他的手里，才有现代科学的形式。”

更关键的是，正如毛子水同时所指出，“钱沈朱诸君所编的《文字学》和朱逖先先生所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等，皆是用科学的精神研究国故的结果”[39]。章太炎还通过言传身教，促使章门弟子在史学的科学化上取得了一致共识。如钱玄同就宣称：“我们如果愿意阐明‘国故’的真相，非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不可。”[40](p87)在音韵学研究的过程中，他也积极吸取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是高本汉学说在中国的最早介绍者和采纳者之一。他同时还赞许刘复等人运用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一定是极有价值的”[41](p14)。他甚至对唯物史观派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也极为欣赏，并在日记中写道：“近来每于晚间向床榻上看郭氏书，觉其见识实超卓，治甲、金文当以此为正路。我之目的虽与彼不同，彼重历史，我看文字，但治文字亦非具此眼光不可也。”[42](p3886)

此间，甚至连一向被视为“保守”的黄侃也主张输入西方科学方法。他对尝试引入西方近代语法学原理来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马氏文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及至丹徒马氏学于西土，取彼成法，析论此方之文，张设科条，标举品性，考验经传，而驾驭众制，信前世所未有也”，他还驳斥那些非议《文通》“不师古”的说法是“不悟七音之理，字母之法，一皆得之异域”，并且表示：“文法之书，虽前世所无，自君作故可也”[43](p127-128)，充分表达了他对引进西方学理的支持。至于在学术研究的系统性方面，黄侃也申明：“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小学者，即于中国语言文字中研究其正当明确之解释，藉以推求其正当明确之由来，因而得其正当明确之用法者也。”[44](p2)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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