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沈兼士还尤其强调语言文字研究必须要注重理论系统，“大凡一种学问欲得美满的效果，必基于系统的充分研究”[24](p362)，“历史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在科学的研究之基础上，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是缺一不可的”[24](p384)，“其理论的研究愈精密，则其应用之效力益广大，……声音训诂之学亦然。语言之声音，文字之形态，千变万易，学者贵能归纳之为简易之定律，以阐明其不易之定理”[24](p330)。他并且表示：“向来只是片断的考证，现在须用有系统的方法实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24](p48-49)，“从前讲六书论形体的，都是就一字说一字，所以总免不了汗漫支离的毛病，我想用一个法子通盘筹算，从根本上解决这重公案”[24](p1)。他著名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即是一次成功的理论探索。而在《“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中，他更是一方面运用考古学方法来探寻文字的原始本义，另一方面又系统阐明了文字包含的时代意义，可谓颇得章太炎真传，杨树达当时就指出沈兼士此文“申其师说也”[46](p114)。

如果说钱玄同、黄侃、沈兼士等人以上对科学化的论述主要侧重于小学研究，那么吴承仕则是直接将科学的唯物史观运用到史学研究中。他通过“泛览译本社会经济学书”[46](p80)，终于认识到“一直要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某哲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说以后，才把经济、政治、历史等等研究部门，奠定下科学的基石”[47](p243-244)，因此“在今日的社会上研究文学、史学，文学、史学便都是社会科学的一方面”[47](p237-238)。缘是，他实现了“由旧经学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转变”[48]。而究其根源，吴承仕这一思想转变也与章太炎的熏陶有关，杨树达即曾指出：“检斋乃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检斋所为，正传衣钵，何足怪也？”[46](p80)

至于长期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则更终其一生都以史学的科学化为职志。他深感“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49](p5)，于是倡导“以欧美新史学，改造中国旧史学”[50]，尝试以社会科学的眼光来重构传统史学，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史学系课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上。

首先，在引入西方社会科学方面，朱希祖曾提出：“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49](p1)，“于普通史之外，须从事社会科学及哲学”。由此出发，他大幅调整了史学系课程，规定一二年级应着重学习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基础科目，并辅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社会心理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对此，他曾经解释说：“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为史学基本知识，列于必修科，……使学生一改其研究史学之心理，不致专以多识史事为史学”[50]；而且，“学史学者，先须习基本科学，盖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故不习基本科学，则史学无从入门。……必须于二年以内先行学完，乃可以研究史学”[30](p1-2)。显而易见，朱希祖这种“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的主张[51]，其目的就在于“将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50]。

与此同时，朱希祖还专门聘请了许多学者讲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藉此灌输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意识。何炳松在讲授“新史学”一课时，便一再呼吁应尽可能援引一切与人类发展相关的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与“史学要论”，也主张史学研究必须吸收其它社会科学，并指出史学“与其他科学在性质上全无二致，那么历史科学当然可以成立”，“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知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这实是史学界的曙光”[52](p210、201、208)。何炳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