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界的反应来看，朱希祖“捐除经学之名”的口号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广泛共识。吕思勉在1921年就回应说：“窃谓以经学为一种学问，自此以后，必当就衰，且或并此学之名目，而亦可不立，……夫以经学为一种学科而治之，在今日诚为无谓，若如朱君之说，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则此中正饶有开拓之地也。”[31](p243)

更关键的是，章门弟子还在其主持的机构中贯彻了史学独立的思想。1917年，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北京大学以协助国史编纂为名，正式成立了中国史学门。1919年6月，章门弟子康心孚被推选为史学门首任主任。在任内，他废门改系，将史学门改为更具近代学科意义的史学系。同年11月，康心孚病逝，朱希祖接任史学系主任，此后历任该职十余年之久。在他的精心经营下，北大史学系“在国内各大学中首创现代历史学系的课程和规模”[29](p173)，由此“打定了史学独立的基础”[24](p372)。1929年1月，在朱希祖等人发起下，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他以最高票当选首席委员，钱玄同、沈兼士等章门弟子也同时当选。这是中国史学界成立的第一个全国历史学会，从而在学科体制上标志着史学实现了真正的独立。

今天看来，章门弟子对传统经史观的颠覆以及在学科体制上的相关创设，不仅完全剥除了经学的神圣华衮，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地位，而且还最终宣告了经学的解体和史学的独立。时至1935年，陈寅恪即总结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15](p270)。

二、“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

中国近代史学转型除了实现史学的独立之外，还着重体现在史学的科学化上。而在这一方面，章门弟子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曾经写道：清代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32](p113)；此后，他还多次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中重申：“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1](p56)，“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2](p28)。客观说来，这种观点深刻揭示了史学科学化的内在根源，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但是从实际情形来看，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历程却是在20世纪前后通过章太炎等人的大力提倡和实践才正式发端的，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开始引入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作为晚清国粹派领袖，章太炎虽然反对盲目“欧化”，但并不排斥输入西学，他曾公开宣称：“五大洲之册籍，吾不能博发而扬诩之，吾则瞀矣”[16](p45)，因此积极主张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以传播西学为己任，并从中获益不少。梁启超便评价他“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1](p86)，孙宝瑄也赞叹说：“太炎以新理言旧学，精矣！”[33](p566)章太炎自己亦表示：“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4](p1)，并说：“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闲，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时有概述。”[34](p734)另据宋教仁回忆，章太炎刚出狱到东京与他见面，“甫通姓名，即谈及哲学研究之法，询余日本现出之哲学书以何为最”[35](p619)。由此可见，章太炎的西学视野是相当开阔的。

具体说来，在历史研究方面，章太炎1893年撰写《膏兰室札记》时，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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