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易学与中国史学之关系的研究。易学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认真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推进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史学史上，大史学家对《周易》都有精深的了解，在易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对易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对历史的看法，进而影响到在史学上的成就。”从先秦史官到郭沫若都是明证。“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说，易学变化对史学产生过三次大的冲击。一是先秦到两汉，易学的发展，为中国史学的诞生与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二是魏晋时期，《易》作为三玄之一，直接影响史家对历史的品评与议论。三是两宋时期，易学作为理学的要素，成为史学家、思想家的历史盛衰论、因革论的哲理基础，波澜所及，直至明清”。[30] 

——史学史对于历史教育的意义。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史学论集》，有关阐述历史教育的论文多达20篇；而早在1982年，白寿彝的《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论集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认为：“研究史学史是大工程。史学史就是研究历代史学家对过去的看法，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同有关的不同时期的历史结合起来，看看他们受了时代的什么影响，看看他们如何影响社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学的科学成就。要从史学史的学习、研究上，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吸取外来的新的血液，对推动历史前进这一问题上一定要清楚一些，要不辜负我们这个时代。史学史工作是一生的事业，也应该发展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8](p296)白寿彝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在史学工作和社会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首先，它把关于历史教育的认识从一般属于实用的或感性认识的阶段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其次，它提高了人们对史学史之社会意义的认识，有益于人们对史学史的深入研究。 

第三，关于开创性研究。对于新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既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发展的反映，又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标志之一。 

——关于史学批评的研究。史学批评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它反映了人们对史学的关注，扩大了史学成果的社会影响，也促进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研究中国史学史上的史学批评，“用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来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之一，也是对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开拓。中国史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如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等等。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它们作为“史学家自我修养的要求和准则”，“但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们实际上是确定了、至少是基本确定了古代史学批评的范围和标准。这 就要求我们循着德、才、学、识这个路径作比较具体的探索。这种探索工作，不是以现 代思想去装扮古代史学批评，而是力图使古代史学批评得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说明”。 [31](p30—31)如直书、曲笔、采撰、史法、史意、会通、断代等范畴，都有丰富的含义，需要作深入细致的发掘和阐发。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中华书 局，1994年)，对此作了初步的尝试。 

——关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研究。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中国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这种看法是不十分了解中国史学遗产所致，或者是不十分熟悉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特点所致。瞿林东所著《史学志》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就初步研究所得来看，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古今关系，关于“历代成败兴坏之理”，关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关于“英雄”与“时势”等，都有丰富的理论遗产；在史学理论方面，如关于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关于书法和信史，关于史论的艺术，关于史文的表述，关于史学的社会功用，关于史学批评的标准和史学批评的方法论等，也都是丰富的理论遗产。[32](p187—3 63)应该承认，对于这一大笔理论遗产的发掘、整理和利用，还有许多艰苦的研究工作要做。 

——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揭示了中国史学思想的丰富性及其特点。通变的史学思想富有辩证法精神，历史的变与不变总是联结在一起的，历史的变动又是与一定的条件、一定的势、一定的位相联结，这些对于古代史学家思考历代兴衰变化、讨论社会变革、认识历史前途，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古代史学的经世史学思想，要求史学家关注社稷前途、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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