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这可以弥补过去局限于本学科范围研究的不足，有助于开阔思路。首先是，“等于向丰富的史学遗产投射去新的光束，能使我们探寻到更多的宝藏。即令对一些早已熟知的名著，也能发现以往尚未揭示的 真价值”。其次，视角转换会促进史学更加贴近社会生活，进一步认识到“在转折时代 产生的优秀史著，往往是史家在长期现实生活中痛切感受到存在矛盾或问题，以反思历史的形式把它们提到人们面前，并且通过总结经验寻找解决办法，时代精神的灌注才使 这些著作历经漫长年代而仍然闪射出光彩”。[33](p4—5,143,6)据此，前者如对《史 记》、《汉书》等，后者如对《日知录》、《海国图志》、《日本国志》等作进一步的 探究，都能对它们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提出新的认识。陈其泰所著《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一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这个时期提出的或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很多，提出的创见也不少，不胜枚举。仅此而论，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中国史学史研究确乎是取得了新的进展，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并正在走向新的理论高度。 

当然，学无止境，艰苦的攀登永远不会停止。中国史学史研究亦是如此。 

三 中国史学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前景

进入21世纪，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所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审视它的发展前景。 

所谓中国史学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指中国史学发展到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因此，这就不仅仅是史学史的问题，同时也是史学理论的问题，甚至也是当今史学工作的实践问题。这样的问题很多，这里只举出两个重要的问题，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 

首先，是关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对此，古代史家刘知几有精辟的论断：“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34](《史官建置》)近人梁启超认为：史学对于社会上所有的人来说，应是“视之如饥饮渴食，一刻不容缓”[35](p246)的大事、要事。他们的看法，反映了中国史学家和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及一切有识之士自古以来的一贯思想。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近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知识经济发展趋势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之下，史学应有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已经深受误解：史学究竟有什么用?显然，当有些人对此表示疑虑时，史学的社会位置便变得模糊起来。这不仅妨碍了史学的发展，还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这里，我们不妨换一种思维方式来提出问题：如果在社会中没有了史学，政治家们将会怎样思考?世风建设将何所依凭?人民将如何去认识历史?政府各级官员不懂历史将怎样履行公职?社会教育将失去哪些有价值的内容?[36]这实在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 

其次，是关于“史学寻找自己”。章开沅指出：“史学之所以要寻找自己，是因为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而首先是因为许多历史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史学和史学工作者要避免“自我迷失”或走出“自我迷失”之途，惟一的办法是尊重史德、讲求史德。具体说来，“史学只有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只有保持自己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才能求实存真，实现历史的公正。真正的史学家，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史德能催生出学术的永恒，学术的永恒追求也可以规范、造就纯正的史德。”清人章学诚强调“辨心术以议史德”，“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所以敷衍塞责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精品难出，赝著充塞，乃至在史学界也需要厉行打假扫劣” 。[37] 

上面所说的两个问题，一则是社会及社会公众应当看到史学的重要，一则是史学与史学工作者应当慎待自身、善待史学。这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好、结合得好，史学就会不断发展，社会也会从中获益。因此，有识之士自应高度重视这两个问题，并努力促其向着好的方向转变。 

21世纪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景离不开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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