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就中国史学史某一个重要方面作较深入发掘和系统研究者，也有不少新作：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陈其泰的《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以及多种断代史学史论著，均为创新之作，也是值得关注的。 

以上所列各项，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中国史学史研究已有了相当厚重的积累，由此可见这个时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势头，是令人鼓舞的。 

其次来看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 

进入发展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趋势表明，它同草创时期和活跃时期相比，有了更多的理论色彩和学科建设的意义，显示出研究的深入。这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提出与探索的理论问题很多，现择其中较重要者简述如下： 

第一，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问题。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这个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过热烈的讨论，近20年来又提出一些新的见解。[22](p24—33)白寿彝指出：“我们的史学史 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为此，应着重研究两个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 作用的发展过程。”[7](p603)如前所述，他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其研究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史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 在发展过程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 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13](p29)人们对此或许有不同的表述，但上述见解可 以认为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见解。 

——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这里说的“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如“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 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盛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 这些现象如何认识”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问题。所谓规律，就是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提升去发现，去概括。白寿彝举出《史记》、《通典》、《资治通鉴》、《通志 》、《明夷待访录》、《日知录》、《文史通义》等著作，说明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 他指出：“我们对于以上这些著作，在理论上的发掘很不够，对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缺乏总结，以至我们关于史学史的专书中的表述，显得内容贫枯。”[7](p603,604) 这里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是认识史学发展的基础；二是对史学名著在理论上进行发掘和总结，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途径之一。 

——全面地和深入地认识“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这里主要是指“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白寿彝举出《诗》、《易》言论和汉、唐史事进行论说，指出：“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一个老问题，不少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为此，他进而认为：“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写，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