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在运用书志体撰写中国史学方面，同史学学术史一样，也有新的尝试。瞿林东所著《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是一部史论兼备的中国史学通论性质的著作。它在概述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论述了史官制度和修史机构、史书的内容和形式、历史文献整理和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观念、史学理论、史学 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优良的史学传统等问题。此书也可视为一种新的中国史学通论。 

第六，在史学家传记研究方面，可以说是一大“热点”。陈清泉、苏双碧等主编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上、中、下三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是较早出版的大型史学家评传。它评述了历史上82位史学家的生平、著述，其中颇多佳作。此前，有张舜徽主编的《中国史学家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此后，有瞿林东、杨牧之主编的《中华人物志·史学家小传》(中华书局，1988年)。以上是集传。进入20世纪90年代，史学家专传多了起来。李侃主编的《中华历史文化名人传·史学家系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包含司马迁、班固、刘知几、杜佑、司马光、郑樵、章学诚、梁启超八本史学家评传。戴逸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其中包含有陈垣、顾颉刚、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的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2000年)。类似的史家传记，还有不少。这些评传，形式不一，风格各异，有的面向社会大众，有的面向学术界，均有可采之处。与史家传记相辅相成的，还有史学名著评介的出版。仓修良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凡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共评介史学名著86种，其中亦不乏佳作。史家评传和史学名著评介，在推动中国史学研究的提高和普及方面，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第七，在史学史资料编年方面，杨翼骧付出几十年的心血，其成果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面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1987年)、第二册(1994年)、第三册(1996年)，均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内容广泛，凡中国史学上有关的人物、事件、著作、制度变化等，均以年月为序，逐一编订，时作考证，疑者存疑，十分了然，是研究中国史学史者不可不读之书。 

第八，在有关中国史学史领域的辞书编纂方面，也有新的开拓。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1983年)，是最早面世的中国史学史辞典。其后，有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史学家辞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它们在提供查阅、以备检索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第九，在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研究方面，是近年来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其中关于对新中国史学的回顾，有卢钟锋撰写的《回顾与总结：新中国历史学五十年》一文，认为：“新中国历史学是一个具有特定时代内涵的历史学概念……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是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最重大的成就。”[20]此文讨论了新中国历史学的前30年、后20年，以及新中国历史学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有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一书，按理论、断代史、专史、国别与地区史编次，共收入36篇总结性或综述性文章，并附有关于台湾地区史学研究面貌的专文。文章多出于研究有素的专业工作者，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还有周朝民、庄辉明、李向平编著的《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此书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关于这个时期史学状况的资料。上述二书前者以专题命篇，领域宽广，后者以年月为序，史料丰富。它们出版10多年来，常被人们所引用，表明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发表了数量众多的关于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的论文，如林甘泉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瞿林东的《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和《百年史学断想》(《世纪论评》，1998年第1期)、戴逸的《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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