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遗产的研究还可以开辟第五和第六个花圃。第五个花圃是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第六个花圃是对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这个花圃里的花，在品种方面基本上是由上列几个花圃中的品种选择集合而成的，只是在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上跟以上各姐妹花圃有所不同。 

实际上作者还提出了另一个“花圃”，他说：“这里，我还想提一提历史启蒙书的遗产。章学诚的《史籍考总目》里列有史学部，其中分为考订、义例、评论、蒙求四类， 而蒙求也跟以上三类一样，占有一卷之多。究竟有多少启蒙书的遗产，我们知道的还不 多。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童年读《三字经》，其中对于历史的简单口诀，迄今记忆犹新。如何对幼年一代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有什么用之有效的方式，还是不妨在遗产中 看看有无可借鉴之处的。”[8](p462—479) 

通观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关于讨论史学遗产的论著，我们可以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此文的精辟论述，才勾勒出中国史学遗产的风貌，才使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境界。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洋洋洒洒的专论发表出来，如侯外庐、翦伯赞、白寿彝、任继愈、杨翼骧论刘知几史学的文章，都堪称杰作。[9] 

这个时期，没有新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出版。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中华书局再版(1962年)。白寿彝在这个时期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此书稿曾以铅印本作为教材(北京师范大学，1964年)，并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交流。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一些高校历史系重新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而研究论文的发表，从年平均数来看，已超过了三四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还创办了供交流使用的、不定期的专业刊物《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陈垣题写刊名，白寿彝主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已初步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分工合作局面：白寿彝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有关人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吴泽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有关研究人员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耿淡如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有关研究人员主要研究西方史学史。刘节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杨翼骧所在的南开大学历史系等，也都有很好的发展势头。此种局面，都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气象。 

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特点是：第一，在讨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第二，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等重要理论问题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是研究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的标志。第三，教材建设的需要促进了研究工作的发展，中国史学史受到更多人的重视。 

可见，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预示着中国史学史研究将要迈出新的一步。 

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无情地扼杀了这一发展势头。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同样也经历了“革命大批判”的考验。“文革”10年，中国史学史研究也被搁置了10年之久。当然，忠实而执着的史学家，仍旧不会停止思考，但他们毕竟没有任何讨论问题和发表见解的空间了。 

二 从沉寂迈向发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10年“文革”的终结，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史学史研究迎来了它的春天。从1978年起，全国一些高校相继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79年，在白寿彝主持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复刊，并更名为《史学史资料》。1980年，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辑出版，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张孟伦著《中国史学史论丛》印行。1981年，《史学史资料》更名《史学史研究》，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与此同时，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题论文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全国许多学术刊物上竞相发表。短短两三年中，出现这样的局面，预示着中国史学史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以其多方面的进展和成就，表明这门学科已经进入到它的发展时期。尽管现今我们还不可能对其作深入细致的总结，但以下几点足以证明这一判断是有充分根据的：第一，是研究队伍的扩大；第二，是研究领域的拓展；第三，是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方面可以从学术论著的整体面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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