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队伍的扩大。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先后成立了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设立了史学史研究室，它们都以中国史学史为主要研究方向。80年代前期，全国一些高校的首批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走上研究岗位，成为这一研究领域和教学工作的生力军。80年代中期，约有30所院校的历史学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到90年代中期，全国约有半数以上的本科历史学系都开设了这一课程；有一些中国史学史著作就是为适应教学的需要而撰写的。这种现象，反映出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在教学领域中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而教学又必然推动着研究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便是中国史学史研究队伍的扩大。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从研究范围看，中国史学史上自古代，下至近现代以至于当代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而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从研究对象看，研究者们大都力图走出史官、史家、史著的窠臼，而关注于史学发展的脉络及其阶段性的特点，关注史学思想的演变，关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从研究成果看，有通叙史学之整体发展趋势者，也有着重论述某一断代史学面貌者，有着重爬梳史学流派而分别予以评价者，也有就某一史家或史著写成专书者，还有就某个少数民族的史学作专门研究者。从成果形式看，有专著，有教材，有专题论集，有综合论集，有系统的史家评传和名著评介，有资料编年，有史家辞典和史著题解，有中国史学史辞典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举例来说，自1980年初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以来，至2000年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面世，以“史学史”名书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有20余种之多，如下表所示： 

附图（略）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有一部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出版。这种发展趋势，确是令人鼓舞的。有的研究者曾经对1980年以前和1980年以后的中国史学史专书出版情况作过调查，写出“书录”[10]和“续篇”[11]，经过对比，多有感慨，这是十分自然的。关于近20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著，如果将上面说到的多种表现形式的著作包括在内，其数量当有百余种之多。全国各种学术杂志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每年大致都在百篇左右。这正是研究队伍扩大、研究领域拓展的必然结果。 

(三)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可以从学术著作的整体面貌和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来看学术论著的整体面貌。 

第一，在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方面，刘节所著《中国史学史稿》、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白寿彝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瞿林东所著《中国史学史纲》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刘著撰于20世纪50年代，“文革”前有所修改，后经曾庆鉴等整理于80年代初出版。[12]此书的特点在于，注意到对每一时期的史学面貌作出概括，同时比较重视对一定时期之历史哲学的揭示，如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史学家的哲学思想”，“唐代的历史学家和它们的历史哲学”，“南宋时代的历史哲学”等，是以前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所不曾论列的。但其整体框架仍未脱离史官、史家、史书(官修、私修)的模式，于史学发展和历史发展的关系、史学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关系，均少涉及。它反映了作者以历史编纂学史为主、历史哲学为辅的撰述旨趣。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史上，这是一部处在转变中的著作。 

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是另一种面貌。以社会性质分期考察史学发展进程，这是它的显著特点之一。本书上起奴隶社会的史学，下讫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力求完整、贯通，这是它的又一个特点。它的第三个特点是批判、总结史学遗产，而试图着重于对不同时代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的探讨，这不仅反映在它的标目上，也反映在它的断限和分期上。此外，它还注意到对于国内少数民族史学的发掘和评论，注意到中国史学家对外国史的介绍与研究，从而展示了比较开阔的格局。作者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成长和发展写入中国史学史著作，反映了80年代初史学界在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由于此书是以社会性质划分史学史分期，有的部分时间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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