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关于史学史研究可以包含不同的空间、时间范围，以及作比较研究的设想，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总的来说，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史学史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如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问题)，是三四十年代就有一些人提出来了；有些问题(如中国史学史发展规律问题)，则是过去没有涉及到或涉及很少的；有些问题(如史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等)，是三四十年代人们很关注的，但此时的讨论更广泛、更深刻了，显示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明显的进步。 

(二)对研究中国史学史有关理论问题认识的深入。关于史学史的大讨论，促进了人们的思考，激发了人们的研究热情，产生了不少高水平的专题研究论文。(注：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所收专题论文，不少都是20世纪60年代初面世的。)有些论文所论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反映了在有关理论认识上的深入。如：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如何把握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怎样总结史学遗产?等等。只有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中国史学史研究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史学素来发达，史学可以独立作史。这当然不错。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从理论和学术实践上来说明这个问 题，是很必要的。1964年，师宁发表《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一文[6]，比较 全面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 

——历史科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具有继承性的特点。我国历史悠久，史学也特别发达，向来具有优良的传统。二千多年来长期积累下来的史学遗产，是整个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最为丰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一个 重要条件。……研究中国史学史，也就是清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工作 ，对于今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国过去的史学遗产，更好地发展今天的历史科学，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二千多年来，中国无论在史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历史编纂学方面，都有自己灿烂的成绩和创造性的发展；其中很多东西，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工作，仍然有它们有用的科学价值。 

——通晓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的历史，对于每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来说，应是一种必要的理论素养。而对于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学生以及刚开始从事历史科学工作的青年干部来说，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外，中国史学史的学习，应该作为他们基础理论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以至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写，也有着重要的迫切的意义。 

这些看法，深化了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之重要性的认识，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史学史在历史学科中的地位。诚然，当一个学科能够有力地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时，说明这个学科开始走向成长的阶段了。 

如何把握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这是人们最为关注、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在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如何高屋建瓴地来把握这个问题、阐述这个问题，实为60年代初关于史学史大讨论的发展趋势所要求作出回答的。白寿彝196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7](p595—601)，就是在这种趋势中产生的。作者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为了很好地进行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史学史研究者必须善于对成果作科学的分析，辨别其精华何在，糟粕何在，二者又有何联系。真正做好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的工作，史学史研究者又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作者把全文概括为15个字：规律和成果，精华和糟粕，理论和资料。这15个字，把中国史学史的主体、客体及主客体的关系都说明了。这是一篇理论性强、有指导意义的文章。这是因为，作为一篇理论文章，首先，它能注意到把理论分析同具体事物结合起来，如作者论述“规律”问题时写道： 

在五四以前，我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但并不是史学领域内根本没有唯物主义观点。……发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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