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上半期，中国史学界曾有过一场关于“求真与致用”问题的讨论，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讨论。在此之前，传统史学还从未将“求真”与“致用”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故而史学史的专家们把这一讨论视为中国史学“现代性转型”的标志之一，并对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给予很高的评价。不过，这场讨论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那就是较多的强调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应然”一面，忽视了它的“实然”一面。其实，学理上的“应然”总强不过事理上的“实然”。所以，历史知识在实际运用中一些特殊现象，仍需我们充分注意。有关史学在致用上的“应然”一面，前辈学者已有不少讨论，笔者不再累赘，本文着重就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一些特殊性做点分析，[1]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致用优先，还是求真第一

学问研究，是求真第一，还是致用优先，这在自然科学那里，原不是个问题。因为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求真与致用总能保持一种天然的一致性。所谓天然的一致性，是指求真与致用的不冲突、不背离。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言，唯有真命题、真知识，才能产生真效用；反之，为了达到真效用，需要研究真命题、追求真知识。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常常也有被人错用或误用，如许多科学研究的成果首先被用于战争杀戮，而不是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但错用误用，仍是以学科研究的真命题、真知识为前提；没有命题和知识的真，就连错用、误用也不可能。所以，在自然科学界，既可以说求真第一，也可以说致用优先，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还能互为因果、互为前提。

历史领域的情况有些复杂。从学理上说，历史研究的目的也是求真，这是没有人会表示反对的，不管是史学史上的那家那派，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运用，涉及到现实社会的问题，求真与致用就会发生矛盾和冲突。而此时，史学家们的态度就大相径庭了，而且问题也变得十分棘手。

把求真视为史学的第一要义，不因为有碍“致用”而放弃求真，这是史学家顾颉刚的看法（和做法）。顾先生因论证“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全系后人代代垒造而非客观真实的历史，而被人以“非圣无法”为由提起弹劾，甚至认为：“中国所以能团结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一体的要求解散了”，有说“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2]顾先生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无论为求真的学术计，或为求生存的民族计，既已发见了这些主题，就当拆去其伪造的体系和装点的形态而回复其多元的真面目，使人晓然于古代真象不过如此，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3]他又说，我们应当用正确方法来谋民族团结，“不必用同出一祖的空言来欺人。倘使藉欺诈而结合，那么一旦民智大开，欺诈无法行使时，岂不是真把这个民族解散了吗？”[4]

另一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持这样的看法。与顾先生有相似遭遇，吕先生因《白话本国史》中对岳飞、秦桧的评说，被指为“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而惹上了司法诉讼，且因此而经常遭人“诋毁”。但他始终认为：“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5]他又说：“爱国爱族，诚未尝不可提倡，然蔽于偏见，致失史事之真，则缪矣。”[6]史学研究当以求真为首要，我们不能因为有碍于“用”而“禁遏考证”，更不能因为“有用”而默认历史的“偏见”。

不过，史学家陈垣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陈先生曾说：“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春秋》之法：为尊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