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研究和教学中的回避真相，陈寅恪先生是不赞成的。1936年，陈先生在“晋南北朝史”课堂上谈到中学历史教学涉及民族问题是否当有所回避时说：近闻教育部令，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得有挑拨国内民族感情之处，于民族战争不得言，要证明民族同源。余以为这是不必要的。为证明民族同源，必须将上古史向上推，如拓拔魏谓为黄帝之后，欲证明其同源，必须上推至黄帝方可。这就将近年来历史学上之一点进步完全抛弃……然大、中、小学所讲之历史，只能有详略深浅之差，不能有真伪之别。……古代史上之民族战争，无避讳之必要。[9]

以上所引，并非是当年顾、吕及两位陈先生间互相驳难的辩论。然而将这四位史学名家的看法稍加排列，就显示了问题的奇怪和独特。史学大家的这些言论，在自然科学家看来真是匪夷所思：什么不能有碍于“用”而“禁遏考证”；什么学问研究的求真“不必过泥”，学问的求真“无避讳之必要”。需要说明的是，陈先生此处所说的“避讳”不是指历史上的“避讳”。汪荣祖先生所说：“避讳”只是中国特有的“史笔”，所谓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不过为读史者制造麻烦而已，并不是真正掩盖或消灭史实。故而今人仍可借助避讳学来解套。[10]此说固然也。然陈先生所说的“无避讳之必要”，实在就是指掩盖真相或回避史实，而不是什么另设暗语，待人解码。不管怎样，为不妨害“致用”而放弃“求真”，这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简直如同海外奇谈，而历史学者则是习见已久，恬然不复为怪也，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11]。[12]因为，无论多么高深的学问理论，总强不过社会的现实。如果求真的结果，反而会妨碍我们的致用（暂且不论何谓真正意义上的“致用”），那么，“不必过泥”于真，也是合乎事理的选择。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学中，与其说求真与致用无天然的一致性，倒毋宁说求真与致用的背离、冲突是它的常态。我们常常要标榜历史学的科学性，但上述事例却表现出一个与“科学”品质格格不入的特征。让历史学者颇为矛盾、也颇感苦恼的是：如果你的真历史，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不良的效果时（暂且不论何谓良好的社会效果），你是坚持历史之真？还是放弃历史之真呢？这实在是个两难的问题。通常的做法只能是：为了不妨碍致用，历史学者主动地回避、掩饰历史之真。换言之，凡遇到求真与致用发生冲突，学理上的求真第一不得不向事理上的致用优先做出让步。

二，不论真假，都能致用

不论真假，都能发挥它的效用性，这也是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一个特殊性，尽管听起来也是匪夷所思。

一种错的、假的知识成果，居然也能达到致用的目的，这对于自然科学家而言，也是不可思议。虽然历史上曾有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物理学”的排斥，有前苏联对李森科的“无产阶级的生物遗产学”的吹捧。但希特勒心里还是明白，造“U-2”飞弹仍离不开“犹太人的物理学”；斯大林虽然极力支持李森科，但他也知道靠李森科的“无产阶级的生物遗产学”是不能让俄罗斯人填饱肚子的。古往今来，似乎还没有那一位统治者会愚蠢到要利用虚假的科学成果来为他的统治服务，虽然偶尔也会有这种愚蠢事情发生。

然而，社会历史领域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在这个领域里，能致用的，不一定是真知识、真命题；而真知识、真命题，则往往不一定能致用。求真与致用缺乏天然的一致性，表现为知识的致用性未必总是以知识的真实性为前提。以历史的假命题、假知识来达到一种致用上的有效性，常常有好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借古讽今，错误类比，以求得某种致用的效果。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配合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写了许多因借古说今而损害史事真相的文章，却对当时的人民革命却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13]也有的干脆歪曲史实，用来激发、宣扬爱国、爱民族的热情。如十九世纪的德国史学界有一个普鲁士学派，其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德罗伊曾、聚贝尔、特赖齐克等为了“唤起他们同胞努力奋斗”，不惜歪曲历史真相，其结果是“使他们的同胞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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