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那完成于1870年的大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14]还有一种史实基础全错，而概括引出的历史结论却有现实意义。余英时先生在《史学、史家与时代》一书中，批评徐复观先生的《周礼》考证，在整个事实层面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徐文的结论仍富有启发性，有学术价值。文中还讲到波普尔对柏拉图的理解及其论述，也与此相类似。[15]与之相似的还有马基雅维里的《李维》一书，马氏对李维作品的理解、评议和叙述，都有不可靠的、可商榷的地方，但这并不影响他通过对李维的阅读来总结历史经验，进而对当时意大利的政治开出他自己认为是有效的药方，且其中也确有其“真知灼见”。[16]这几个事例虽属典型，却有相当的普遍性。后来的史学史研究，在批评当年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借古说今而损害史事真相的同时，仍然肯定其的社会积极意义。英国史学家古奇也曾肯定了普鲁士学派对德意志民族的贡献，并说“如果说历史学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一个民族采取行动，那么德罗伊曾、聚贝尔、特赖齐克都应归入最伟大的历史家之列。”[17]这或许可以表明：“历史事实认知的错误似乎并不总是妨碍人们在总结历史经验中获得真知灼见”[18]。换言之，即使考证的史实并不真，也不影响其研究结论在致用上的有效性。[19]
人们常常把掩盖真相、伪造史实的责任怪罪于政治的干扰，这当然也是事实。[20]不过，政治只是表明的原因，上述提及的民国年间因学术问题而引起的两宗诉讼案，都不曾直接触犯政治禁忌，但因其与社会流俗大悖，仍足以引起“轩然大波”。同样一个“真”，自然知识的“真”与历史知识的“真”，人们对它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因为后者的“真”往往使人不舒服、不自在，不方便。在社会历史的领域里，人们对历史的真知识、真命题，并非总是真心欢迎、老实接受的，相反，则是遮遮掩掩、甚至或刻意回避。人们宁可采取回避、掩盖的方式，也不愿去考求真实，直面真相。鲁迅先生曾在一篇小说中虚构了一个“不正常”的人――一个因讲了真话（朋友家小孩满月，他前去致贺，却说“这小孩将来要死”）而遭到痛打的人。[21]这虽是小说虚构，却真实地反映了人之生活的另一侧面。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日记事件”，或许可以让我们明白，“一意孤行、义无反顾”地追求“真实性”是如何破坏了托翁的幸福家庭。
在文学史上，有关托尔斯泰的“出走”及其他的死因，一直众说纷纭。但是，有一个事实不容否认：因为托翁要坚持日记书写的真实性，他的家庭生活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早在1862年，即托尔斯泰向索菲亚的求婚并被接受以后，托尔斯泰就开始为不能真实地书写日记而烦恼，他不安地写道：“从今以后，我不能为自己一个人写日记了！”不久，这种不安演变成为深深的自责，他一再谴责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人，因为日记本里“写的几乎全是谎言——虚伪”。托尔斯泰为不能真实地写日记而苦恼，索菲亚为不能看丈夫的日记而忿怨，她认为，丈夫之所以不让看日记，一定是写了她的坏话。为了躲避妻子的“审阅”，托翁一度把日记本藏在自己的靴筒里――但还是被索菲亚翻寻出来。旷日持久的“日记事件”，使托翁无法容忍，最终不得不下“最后通谍”：“我把我的一切都交了出来：财产，作品……只把日记留给了自己。如果你还要折磨我，我就出走!”事态的发展终于促使了托尔斯泰把“出走”的决心付诸行动，1910年的一个深秋之夜，托尔斯泰悄悄地离家出走，十天以后，一代文豪病死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车站上。[22]
马克斯•韦伯曾说：“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名正直的教师，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教会他的学生承认‘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我是指那些相对于他们的党派观点而言不舒服的事实”[23]。这可以说是一种“应然”的理想，而生活之“实然”则并非如此简单。其实，上到民族国家，下至平头百姓，都会有其自己的令人不快的历史需要回避。生活有时候需要揭示真相，有时则需要欺骗隐瞒，所谓“善意的谎言”正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协调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托翁愿意做假，或者不那么执著地求真，他的家庭生活的状况一定大为改观！今天，很少有人会像托翁那样，为了能真实地写日记而愿意牺牲家庭生活的和谐，因为每一个正常的人都知道，尽管有程度上的差异，作伪、做假总是我们生活所必需。然而，如果有人依据上文的讨论来为不顾事实、任意歪曲的政治宣传辩护，甚至将两者混为一谈，那么，他就将原本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学术问题变得索然无味且毫无意义。
三，虚拟性与艺术性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所说的作伪、做假，往往并非出于某人有意识、有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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