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作（当然也有不少是有意识、有计划的造作），而是人们因实际需要而不自知地对历史的加工改造，所谓事实真相渐渐遮蔽掩盖，伪造的假相渐渐增添垒积。比如，在传统社会里，文臣以公忠体国为楷模，武臣以舍死忘生为美德，前者的典型是诸葛亮，后者的代表是关羽，而其反面人物则是曹操、司马氏之流。一旦这些历史人物的形象被如此定格，它就能满足我们的一种需要，起到表彰忠良，谴责奸臣，引导风俗，教化社会的效用，至于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已经无关紧要了。而且，史实真相之不能得到澄清，原因不在于缺乏史料，而在于人们并不需要。近日报端刊出许多雷锋的新照片，就是一个适例。当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英雄榜样时，雷锋的这许多照片（或事迹）因不合时宜，很自然地被人们“善意”地回避了。如今，此前不合时宜的照片，颇合今日的时宜，于是，这些老照片被重新“发现”了。有人说：走下了神坛的雷锋，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更近了，这样的榜样，才会带给人们无穷的力量。[24]又有人说：与过去一直在片面拔高的形象相比，一个立体、丰满的雷锋形象，更能得到年轻人情感认同，更有学习意义”。[25]其实，真雷锋固然对今天的社会有积极的意义，当年那个“高”、“大”、“全”的形象，又何尝没有积极意义呢？所以，不论真假，都能致用（哪怕只是一时之用），确是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一个特殊性。
为什么“不论真假，都能致用”呢？这又关涉历史知识致用上的特殊性。
史学的原始本义是对往事的记忆，而记忆之用，当有直接和间接两种。记忆的直接之用，是我们不必专门学习而能自然习得的生活本能，诸如记住昨天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以便今天能继续之。此类直接之用，须以记忆之“真”为首要条件，没有对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的真记忆，那么现实的生活将陷于混乱。比如，昨天与朋友相约于今日某时某地的一次“约会”，如果记忆不真，其后果可想而知。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懂得这一点，记住一些与当下生活有直接牵连的话和事，这是历史记忆的自然之用，也是历史记忆的直接之用。[26]这种直接之用，是历史认识的基本职能，也是历史学独有的、其他学科不能取代、不能兼有的。
历史记忆还有一种间接之用，所谓间接之用，是指所记忆者与当下的生活并无直接牵连，作为一种经验，古人古事可以我们提供一种参照和借鉴。诸如总结经验教训，陶冶品格情操，增强民族自信力，激发爱国热忱等等，都属于这种间接之用。从学理上说，历史知识的间接之用，也当以记忆之真为前提，但实际上却未必尽然。上文所列举的一些事例，都说明了历史知识的间接之用，未必以历史之真为充分条件，而不论真假，都能致用的真原因，则是历史价值的虚拟性。
虚拟相对于实在而言，一般说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谈论的事物价值和意义，都具有客观的实在性。比如，人们在北方过冬需要取暖，煤炭经燃烧能产生热量，这样，煤炭就向我们显示出一种价值和意义。但是，煤炭虽然因我们的需要而显示价值意义，但煤炭本身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东西，如果它不能燃烧并产生热量，那么这种价值和意义就不可能坐实。在这里，对象的某种属性不仅为我们的价值、意义提供了切实的基础，而且还能对我们的致用起到了一种限制、约束作用。换言之，人们不可能脱离事物的本身状况而对它作出不恰当的判断，因为任何脱离事物实际的致用都不能产生确实的效果。
历史的情况有所不同。史事已经过去，史料也不会自己说话。当人们怀抱某种需要，到历史中去寻找可以寄托他价值指向的对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时，人们常常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将对象理想化，也可以丑陋化――实际上，就是对历史对象的扩大、缩小、改造、甚至伪造。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先生曾意味深长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我们若轻率地贬低孔子或抬高孔子皆于他无所增损，只是自己荒唐妄为。”[27]尽管我们“荒唐妄为”，但历史上的孔子却“奈何”我们不得――不论是“轻率地贬低”，还是“盲目地抬高”――历史本身并不能对我们的社会实践――此种社会实践总是与一定的历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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