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是由认识主体的实际评价对象的不同而引起的，这主要产生在价值评估活动中。如公元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率领船队首次登上美洲巴哈马群岛，欧洲人称之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认为是值得纪念的一天(下文简称“发现”说)；美洲印地安人称之为“入侵”，认为这一天是“罪恶的殖民主义实施种族灭绝的开始”，是印地安民族的“忌日”和“哀悼日”（《纪念与抵制并举的一天》，载《文汇报》，1992年10月16日）(下文简称“入侵”说)。这里除了双方所持的评估标准不同外，双方实际的评估对象也是不同的。双方虽然都在评估哥伦布登上美洲巴哈马群岛这一历史事件的历史价值，但实际评估的却不是同一个历史价值事实。这类争论和分歧，只有双方统一了评估对象才能解决。即只有双方都在评估哥伦布登上美洲巴哈马群岛这一事件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意义时，才有真正的争论和分歧。

价值判断是历史研究的必然特征

历史价值认识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客观主义史学对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多持反对态度，他们主张撰写“没有判断和没有观点”、“没有评价”的历史著作。要求历史学家“收集和整理史实，犹如植物学之对待植物和动物学之对待动物，然后加以描述，但不进行评价” （参见陆泉淦：《现代历史科学》，重庆出版社1991 年4月版，第28页）。历史研究如果加入价值判断，必然会影响我们对史事的客观了解。马克斯·韦伯也反对在历史研究中加入价值判断，为此，他提出价值无涉原则，认为这是历史研究和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格”要求，研究者如不能在研究中做到价值无涉，他便没有“人格”（有关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原则，参见王容芬：《韦伯的比较史学研究及其史学方法》，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2）。其实，历史研究不能做到价值无涉，完全排除了价值判断，不仅不符合历史研究为现实社会实践服务的根本目的，而且也会使实际的历史研究活动失去了方向、目标和动力。

任何一项历史研究活动都不能没有目的和动力的，这种目的和动力来自于一定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当人们去具体从事一项历史研究活动时，已有一个先行的价值判断为我们设定了目的，并作为一种驱动机制推动着我们去研究探索。史学家陈垣曾与人谈起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研究《通鉴》胡注、明代滇黔佛教、南宋河北新道教等课题的目的和动力，他说：“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振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 （白寿彝：《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25页》。这是价值判断在历史研究活动的目的和动力方面的作用。

任何一项历史研究活动都不能没有选择，历史学家并不能将所有的历史内容都列入他的研究范围，并不能写成一部渗合所有历史内容的历史书。面对无限丰富、多样的历史事实，他必须有所选择。这需要由一定的价值判断来帮助完成。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曾说：“历史学家有双重的责任，一方面发现少数有意义的事实，使它们变成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不重要的事实当作非历史事实而抛弃掉”（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页。）。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认为“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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