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价值认识的复杂性与难度，还在于历史价值认识检验上的特殊性。在一般的价值认识中，某一个价值判断是否正确，可以在事实认识的层面上进行检验，也可以在实践活动中检验。通过事实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检验，人们就可以知道某一价值判断是否正确，是否有坚实可靠的事实基础。但是，在历史价值认识中，没有事实基础或事实基础并不怎么坚实可靠的价值认识，常常会产生出符合和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效应。最典型的例子是历史研究中的“以今说古”和“借古讽今”。西方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史学家们，如伏尔泰等，把历史看作是运用过去经验的哲学教育。他们常常歪曲史实，借古讽今，但他们的著作在反对宗教神学，推翻专制主义政权的斗争中，起到了巨大的进步作用。本世纪4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为了配合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论儒家的发生》、《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袁世凯的再版》、《桃花扇底看南朝》、《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等文章。这些文章都“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但对当时人民革命却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历史科学概论参考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48—349页）。历史学家古奇在《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中，曾对普鲁士学派作这样的评说：“这个学派的成员是在德意志的消沉时期的政治教员，他们唤起他们同胞努力奋斗，而这种奋斗精神终于造成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个学派是由于民族的需要而成长起来的，而当这种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如果说历史学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一个民族采取行动，那么德罗伊曾、聚贝尔、特赖齐克都应归入最伟大的历史家之列。如果说历史学的基本目的是揭示真实情况和解释人类的活动，那么就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算作第一流的历史学”。“这些历史家以研究来为他们的政治观点服务，并在使他们的同胞作好准备，迎接那完成于1870年的大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87页）在历史价值认识中，事实认识，价值判断和实际作用三者，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并不一致。从实际作用出发去推测某一价值判断的正确性，有时是可行的，有时则行不通。这可以说是历史价值认识检验的一个特点。如果我们肯定那些没有坚实可靠的事实基础的“借古说今”能在社会实践中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那么“借古说今”与“影射史学”的区别在那里呢?笔者认为，两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歪曲或违背了历史事实，而在于价值判断所显示的主体需要是否具有普遍性、进步性和合理性，是否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与方向。“影射史学”之所以要批判，主要是因为它所显示的主体需要不具有普遍性、进步性和合理性，与历史发展的要求和方向相违背。“借古说今”虽然也没有坚实可靠的事实基础，但它所显示的主体需要具有普遍性、进步性和合理性，与历史发展的要求和方向相一致。所以，我们在评价普鲁士学派时，要以德意志统一为界，肯定它的史学实践在德意志统一以前，对振奋民族精神，促进民族统一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而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还是借历史宣扬“大日耳曼主义”，煽动战争狂热，为民族沙文主义乃至反动的种族主义服务，只能起到消极的作用了。

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课题，史学工作者对它的探讨分析，不仅有助于现实的史学研究活动，亦可对现实的社会实践，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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