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侵吞赈灾款。在灾后救济过程中，姚锡光采取了果断有理的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1）姚锡光在上任伊始就非常重视圩区的修护工作。他亲自视察含山县安丰、杨林等圩的防护情况，札饬该县县令督饬圩长、农人等实力护圩。[xvi]在洪水来临之初，他命令委员准备船只，将被水围困的圩民接渡高处；散给席片绳索，令其搭盖新棚；并购买馒头饵饼，按名发给，以解暂时之需。（2）积极向其它省告赈。“姚石泉直刺一面筹款平粜，一面函请上海各善士发款助之。”[xvii]，并派分省补用同知焦发昱、侯选通判姚锡康等人亲往上海，求上海道和地方绅尚接济。上海绅士“先兑赈灾款三千圆，到和州应急。”[xviii]此后，和州地区又收到上海捐钱款二万零五百圆。姚锡光还给皖北道冯观察煦发去募赈函，希望其能设法筹措款项接济和州灾民。（3）严禁米粮出境，并到外地采购粮食。各级官员严查所辖地方，不许囤积居奇；并晓谕各粮商，不许代外商私卖；耐心劝说他们静侯委员采买，以助平粜，只许在本地售卖粮食。规定除芝麻、麦子外，一切米麦、杂粮倘敢违禁私卖出境，将严惩不贷[xix]。此外，姚锡光“派人赴某处购米平粜。”[xx]（4）对于一些抢险不力的官员采取罚米代赈的办法，督促他们踊跃救赈。此次水灾冲毁圩堤一百数十处，总董彭子衡“不早防范，咎无可辞。”于是，升堂审理，罚彭子衡出米一百五十石，以备救灾。次后，又罚张姓、李姓诸绅各出一百五十石，兵房书吏许某五百石。[xxi]（5）采取以工代赈，防止饥民外出逃荒，以保存本地劳动力。这次水灾造成和州境内四十八圩同时淹没，保大圩以北的大汤圩、五梁圩也被冲垮。灾情发生后，姚锡光担心灾民因无粮食度日而成为流民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所以竭力劝说灾民留在原籍，互相救助，疏浚河渠，补种晚稻；劝业主借贷，设法安抚佃客；并派人前往各地采购种子，待水退后，立即补种，不使田垄荒芜。此外，姚锡光还向省仓协借粮食，作为灾民出工的功夫粮，事后限定年份，按亩面对。以工代赈，既保证藩库之款如数归还，另外民间圩堤得以修复，灾民不致流散，田亩不致荒芜，可谓一举数得。[xxii]
（四）捐资创办近代最早的皖省藏书楼。1901年，何熙年建议皖（安徽）省开办书楼，
即为“备讲求实学、转移风气之用。”当时清政府正推行“新政”，“风气未开，规模甫创，是非之论，纷纷籍籍”[xxiii]，可见创办阻力非常之大。当时，思想开明的前怀宁知县姚锡光对于创办新式藏书楼持赞成意见，和何熙年一起上书时任安徽巡抚王之春，阐述创办皖省藏书楼的价值和意义，并捐出 4000圆作为创办资金，从中可见他对公益事业的重视。1901年10月12日正式开馆，日接待200余人[xxiv]，足以表明人们对这种新兴的社会公共图书馆的兴趣，也反映了皖省图书馆的藏书和规模。
三、建言献计，规画边疆
清末，中国近代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边疆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面对边疆危机，姚锡光十分关心边疆的安全和治理，积极建言献计，条陈安边方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建议设立川滇边防大臣，加强经济开发和建设。清廷尊重西藏的社会风俗本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促进社会发展是国家的职责。清政府统治西藏，只求一种社会稳定的局面，对于经济开发则注意不够。由于对经济开发不够重视，姚锡光说；“我朝抚有藏卫垂三百年矣，自国初以来，统驭之意多，而充实之力少，官无所劝，民无所趋，故以乾隆全盛之威，兵戎数起，糜白金数千万两。仅抚养定之，延至今日，只巴里两唐、拉萨都会尚具规模。”[xxv]清统治者未能处理好稳定局势和开发西藏的关系，未能处理好挑战和应战的理念非常清楚。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姚锡光认为设立川滇边防大臣可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西藏地方本来由驻藏大臣管理，但是驻藏大臣管理西藏“经驭之意多，而充实之力少”，难以有效地控制西藏地方行政，保护西藏地方的安全。1903年，印藏有违言，英遂以兵入拉萨劫盟，置我主权不顾，＊＊（智识编辑说明：此处两字因空间拦截不能显示，用“＊＊”代替）旋亦东走。在英国入侵的背景下，朝廷忧之，始议经营藏卫，固西圉于时。枢府以英事垂询锡光，姚锡光遂提议设立川滇边防大臣。姚锡光认为西藏距内地较远，其间山川阻隔，洪荒未辟，孤军远掷，败且无归，非经营川藏之交不可，所以主张设立川滇边防大臣，这样既可以补驻藏大臣之不足，又可以强化对西藏地方的管理[xxvi]。而且，设立川滇边防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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