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或从内地招商兴办蒙古工业，增加财政收入。他提出把盐业作为国家专卖品，即以次作为“东部内蒙古入手地步，立脚根基。”[xxxii]其经营办法为设督运局、总店、分店于盐业生产、经营、销售各个环节，利于百姓购买。他对盐业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惟财政大宗，当以蒙盐专卖为第一入款……应将蒙盐一节专卖，提出督办，为东道练兵专款，期百度权舆，方有措手地步。”[xxxiii]另外，姚锡光还提出，利用蒙古物产，建立各种工厂的建议，他说：“查蒙古物产，有可资实业者数事，境产葡萄，可酿葡萄酒；……皆应设学堂工厂，指授造作，化天生物为人工物，运出销售，则蒙古地方，必增绝大生计。”[xxxiv]（五）开启民智，兴办学堂。姚锡光认为，蒙古地区要发展，首要在于开启民智，兴办教育。姚锡光指出：“蒙古地方辽阔，风气不同，欲兴教育，自当由近及远，逐渐推广，方有著手之处。”[xxxv]主张：“自应专设蒙古师范学堂，以为蒙古地方教育基础，是尤为机关中之机关。”可见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姚锡光认为：“教育宗旨所在，视国家利害方向所在以为转移。此五洲万国，前古后今，兴学设教，一定不易之理也。”他明确强调当今蒙古教育最好的宗旨，就是“与汉族同化”的思想，他说：“今日定蒙古教育，莫良于满汉同化之一法”[xxxvi]并进一步指出：“此（指蒙汉同化）于国家有利无害，于蒙古有利无害，于汉民有利无害，似蒙汉同化之教育定，而教育之宗旨即定。”[xxxvii]
姚锡光提出的巩固边疆的措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对于巩固边防、抵御外侮，发展边疆经济文化，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民族思想含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
辛亥革命后，姚锡光凭借在处理民族事务方面积累的经验，受到袁世凯当局的青睐，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边事顾问。1912年5月12日“五族国民合进会”在北京成立，选举总统府边事顾问姚锡光为会长，汉人赵秉钧、满人志钧、蒙人熙凌阿、回人王宽、藏人萨伦为副会长。黄兴、蔡元培等革命党元老和黎元洪、梁士诒、段祺瑞、袁克定等民国要员，以及满、蒙、藏、回等族数十名人或参与发起，或列名表示赞成。不仅声势较大，而且真正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五族联合组织。1912年7月29日，袁世凯任命姚锡光为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并暂兼署总裁。[xxxviii]可见，辛亥革命后，姚锡光虽然不再撰著作品，阐发民族思想，但积极融入到民族事务的管理中，为巩固边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四、指点军事，激扬文字
姚锡光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他早在入李鸿章幕府的时候就对军事问题发表过独到的见解。当时，日本欲侵占朝鲜，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为此，姚锡光数上说帖，建议李鸿章采取以下的策略对付日本：（一）“行军宜舍短而用长，中国长技在陆而不在海”，“我军宜以陆路为正兵，海军为奇兵，陆路为战兵，海道为游兵.”，强调以陆军为主，海战为辅，以取得战争的主动权，这一战略是在当时敌我双方形势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较为科学的策略。（二）采取积极进攻的海防策略：“我战舰不必以入口为攻，而于朝鲜外海游弋，以取远势，截日朝海道往来之路，阻其归途，扰其接济，斯渡朝之倭人势将狼顾。……不然，我不彼往，彼将我来。与其使彼扰我海疆，不若我先捣彼巢窟。先人者夺人，斯我当能致彼而不为彼所致也”[xxxix]。这里，姚锡光提出的“守外海”、“取远势”思想，具有夺取制海权的倾向，可以说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制海权的军事思想家，这种识见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三）重视后勤保障的军事思想。后勤保障是影响战争胜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历来为有远见的军事家所重视。姚锡光认为：“水陆各军以转运为急务。诚恐战事一开，海道多梗，转运不易。军火子药之需，海陆各军所共；外此则陆以粮为急，海以煤为急，借宜先事预筹。”[xl]并提出了一系列后勤保障的具体办法。（四）持久战思想。姚锡光认为：“日人性情嚣动，宜持久以老其师。”他提出通过持久战，拖垮日本的国民经济，使它“驻朝日久，势必不支。”[xli]同时水陆并用，采取陆路“扼其腹地，据险自顾，不与浪战，以老彼师，乘间出奇，攻其不备”的办法，辅之以海路牵制的办法，将日本拖入持久战的泥沼里，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上述军事建议，初步展现了姚锡光在军事领域的素养和才华，也是他以一介布衣最后作到了兵部侍郎的逐步。甲午战争后，姚锡光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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