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可以担负起经营藏卫的责任。（二）用汉族的郡县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开垦蒙疆，移民实边。清政府对蒙古草原推行了二项重大政策，一项是喇嘛教政策，醉生梦死的文化和由此引起的大量寄生人口造成发展动力的衰退，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项政策也起到了弱化蒙古的效果，这就是旗界封闭制度。严格的游牧界限强化了草原民族的生态封闭性，而这一点恰恰与游牧社会的生产力要求不相符合。这种趋势在清王朝的蒙古政策下达到了极点，游牧民与北面的俄罗斯社会和南面的汉农业社会缺少接触。总之，正是分封蒙古和推崇喇嘛教弱化了蒙古，封闭了蒙古。但清政府在使蒙古失去了战斗力的同时，也使自已出现了问题。这一点，姚锡光看得很清楚，“我朝之御蒙古，众建以分其力，崇释以治其生。一绝匈奴回纥之祸，其术可谓神矣。顾乃不思同化之方变，居国以严藩翰，逐至疆邻交迫，肩臂孤寒”[xxvii]。姚锡光认为，在“ 疆邻交迫”的历史背景下，清统治者必须重新审视和检讨以前的蒙疆政策，用汉族的郡县制度代替蒙古的封建制度。清代的内蒙古是以封建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蒙古各旗分建之初，纯为封建制度……各旗之中有官地，有私产。官地及其本部箭丁，永为世袭扎萨克所管理。”可见，当时土地所有制度的复杂性。1905年，姚锡光在《蒙古部落处置议》中明确指出：“我朝抚绥蒙古，分封扎萨克、台吉、塔布襄，以掌旗务，画疆分治，实即封建之制也。”“窃唯封建与郡县，二者不能并存，而封建之法，尤不宜于今日之世界，势分力薄，不相统一，不足捍御外侮，其势不能久存，自非易封建为郡县不能为治。然欲易为郡县制度，非收回各扎萨克土地、人民之权不可。”[xxviii]在他看来，用汉族的政治制度改造蒙古的政治体制，既符合时势需要，也是保证蒙疆走向富强的必要前提。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姚锡光参酌儒家的“农本”思想，提出蒙疆开发的方略。他说：“天下大利，首在兴农，边塞要区，允宜开土。盖土开则民聚，民聚则势强，此实边之要道，兴利之良法。” “内外蒙古，地质膏腴，民俗劲悍，此尤根本之根本。……当经营内外蒙古荒地，宜及时采东西殖之策，用晃错实边之谋，……招民垦种……昭乌达、哲里木二盟之巴林、达尔汗各旗，未垦荒地纵横方数千里，……尚可开地数十万顷。”并且预言：“诚使国家奖励得法，提倡得人，不出五年，漠南诸部，凡可垦之地，可全数放垦。”姚锡光提出的蒙疆开发政策，对开发西部草原，加速内蒙古地区的封建化进程，提高其经济水平，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末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但是，由于他从汉族立场出发，所以他提出的蒙疆政策具有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色彩，引起少数民族统治者和下层民众的不满，造成民族矛盾的尖锐化。 （三）建议在内外蒙古设立行省制度。姚锡光对开发蒙疆颇有识见，他以为：“游牧者，宜于封建而非可以大一统之治治之者也；耕种者，宜于郡县而可集权于中央以治之者也。”[xxix]在蒙地开垦的过程中，清政府仿照内地行政建置，在垦区陆续设立府、厅、州、县，试图将原来近似于封建制的札萨克统治制度变为郡县制的统治制度。随着蒙地的不断开垦，蒙古社会渐由游牧进于农耕，蒙疆建行省的呼声于是渐起。 日俄战争以后，北部边疆危机更亟。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蒙疆地区的统治，特派肃亲王善耆到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察，一来抚慰蒙古王公，二来筹划治蒙之策。1905年8月，姚锡光在随肃亲王善耆到内蒙古东部各蒙旗实地考察后，著《实边条议》，明确提出“应如新疆开设行省之法”，内外蒙古建5省的建议：内蒙古分为东、西2省，以直隶边外承德、朝阳2府6州县及口北3厅、东4盟蒙古、察哈尔左半部为东省，以山西、陕西、甘肃边外诸部，察哈尔右半部、土默特蒙古、西2盟蒙古、新设口外各厅、阿拉善厄鲁特蒙古为西省；外蒙古分为东、西、北3省，车臣、土谢图2部为东省，赛因诺颜、札萨克图2部为西省，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为北省[xxx]。这是第一个较为系统的蒙疆建省方案。姚锡光的《实边条议》是送呈练兵处王大臣的考察报告的一部分，结果没有下文。同年十月，给事中左绍佐奏称：“西北空虚，拟请设立行省”，清廷交政务处议奏。随即，政务处奏请饬直隶总督、山西巡抚及热河、察哈尔都统“体察情形，通盘筹划”。他的设想未免脱离实际，但却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疆丞的心情。而他的“先谋内二省，以保漠南，再建北三省，以制北檄”的策略思想，对晚清蒙古新政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xxxi]。（四）加强工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姚锡光主张，由国家和地方官来兴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