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乐大典》纂修600年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仿真影印《永乐大典》之际，召开这次国际性会议，展示《永乐大典》的流藏历史和研究情况，广泛征求各界人士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的修复、保护和数字化方案，对于促进《永乐大典》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利用，包括世界范围内现存《永乐大典》的全部出版，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简要发表个人的几点粗浅认识。

一、编纂与价值

《永乐大典》不仅成书以来评价不一，早在编纂之初就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别。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太庙祭祖过后，对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谈起编书的设想：

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事（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再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大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①]

要求非常清楚：一是全，采摘书契以来的百家之书；二是大，备辑为一书不厌浩繁。然而，解缙却有另一番见解。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时，解缙就曾上疏说，“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建议“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解缙认为“今六经残缺”，应当“一洗历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献”。[②]其所瞩目者，仅仅限于儒学范围的经典。此时，解缙受命，仍然按照他本人的想法进行编纂，至永乐二年十一月纂成上奏，成祖朱棣赐名《文献大成》。但当翻检过后，却发现远不符“大而全”的要求：“上览所进书，向多未备，遂命重修”，任命太子少保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箎与解缙同监修，“尽通经史百家之言”的陈济“以布衣召为都总裁”。任用“尽通百家之言”的陈济，正是为了调整解缙的编纂思路。而且，陈济对编纂《永乐大典》所起实际作用，也要比解缙大得多。史称：“济与少师姚广孝等数人，发凡起例，区分钩考，秩然有法。”[③]四年四月成祖朱棣来到文渊阁，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解缙回答说“经史粗备，子集尚多缺”，仍然反映其编纂重“经史”而轻“子集”的倾向。成祖朱棣召来礼部尚书郑赐，命礼部选派通晓典籍的官员四出购求，“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④]这次购求佚书，使许多“奇书可得”，对于编纂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编纂完成，成祖朱棣赐名《永乐大典》，并亲撰序文称：

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募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典奥。……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粲然明备，其余杂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见。盖网罗无遗，以存考索，使观者因韵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鹄，开卷而无所隐。[⑤]

全书所收历代文献多达七、八千种，上自先秦，下达明初，实现了“书契以来”“百家之书”“备辑为一书”的目标。据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全书缮写成22877卷，凡例并目录60卷，装潢成11095册，随表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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