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收罗宏富，堪称空前。凡例一开头即作如是说：

是书之作，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经史子集，与凡道释、医卜、杂家之书，靡不收采。……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谀词逸事，悉皆随字收载。

从编纂体例看，《永乐大典》所抄原书，直录原文，或整段移录，或整篇移录，甚至整部书移录。这一做法，使这部类书在某种意义上又具有丛书的性质。尽管清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对该书颇多微词，但仍以“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订”，因而从中“辑成编者”516种。[⑥]我们今天所用《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蛮书》、《水经注》、《明律》、《直斋书录解题》等重要史部书，都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

《永乐大典》凡例还规定：

因韵以考字，因字以求事，开卷而古今之事一览可见。

字书体制古今不一，如钟鼎、盘杆、铸刻及虫鱼、科斗、篆书，散在各书，难于辩识，今皆不拘同异，随字备收，而钟、王以后诸家行草诸书，亦备其体。

以“洪武正韵为主”，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下先注音韵训释，备录篆隶楷草各类字体。然后，依次将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诗文词曲，随类收载。所谓“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是吸收了韵书检字的做法，既有事目，又按韵检索，改变了类书单纯分类、不易检索的弊端，是对传统类书编撰方法的一个突破。而且，所抄原书的书名、作者标示非常醒目，便于查考。

《凡例》规定是《凡例》规定，这种“似丛书非丛书”的编纂方法，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特别是何种文献入何韵、何字，编纂中显得比较随意，有的按首字入编，有的按第二字甚至第三字入编，造成混乱。自乱其例的最突出例证是：《永乐大典》引南宋洪遵《泉志》。按照《凡例》规定，“名物制度、旧有图谱，载在经史诸书者，今皆随类附见。若其书专为一事而作者全收入，如《五经礼器图》、《诗图说》全收入礼学、诗学；琴谱、竹谱全收入‘琴’字、‘竹’字之类”，则《泉志》“专为一事而作”之图谱，当收入“泉”字或“钱”字之类，但遍查《永乐大典目录》，怎么也找不到《泉志》一书的踪迹。原来，《泉志》的内容在《永乐大典》中是散见于各种钱币之下的，而不是以书的形式收入的。

二、著录与流传

《永乐大典》修成之后，除明世宗而外，均未引起重视，其书的著录与流传情况颇多疑点。

清修《四库全书》虽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但《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存目》对该书的著录却有不少疑问，请看下面这段文字：

定都北京以后，移贮文楼（案文楼即今之宏义阁）。嘉靖四十一年，选礼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录正副二本，命高拱、张居正校理（案事见《明实录》）。至隆庆初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案事见《旧京词林志》）。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案事见《春明梦余录》）。

明祚既倾，南京原本与皇史宬副本并毁。今贮翰林院库者，即文渊阁正本，仅残阙二千四百二十二卷。

“定都北京以后，移贮文楼”，这已说得明明白白，《永乐大典》随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贮藏文楼（即宏义楼）。可是，下面紧接着是嘉靖四十一年“重录正副二本”，“隆庆初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所谓“重录正副二本”，所据是《明实录》；所谓“隆庆初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所据为《旧京词林志》；而“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所据又为《春明梦余录》。此段著录，前后根据不一，却又未加详考，人云亦云，以致自相矛盾！其“重录正副二本”，所标根据是《明实录》，但查找《明世宗实录》，相关的记载有这样两段：

（书成，贮之文楼，其帙甚巨。）上初年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殊宝爱之。自后，凡有疑却，悉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及三殿灾，……上意欲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每为阁臣言之。

（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乙丑）诏重录《永乐大典》，命礼部左侍郎高拱、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张居正各解原务入馆校录。[⑦]

同卷书中，大学士徐阶亦云：“昨计重录《永乐大典》，两处收藏”，均无“重录正副二本”的记载。按照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12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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