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乐大典》的存毁情况，说法也不一致：

1、《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明确写着：“南京原本与皇史宬副本并毁。今贮翰林院库者，即文渊阁正本”。

2、通行的说法，被毁者为文渊阁正本，残存者为皇史宬副本（移翰林院库）。

3、被毁者为皇史宬副本，残存者为文楼原本。

不论三本，还是二本，对于明清易代被毁的说法，都只是推测，并沒有确凿的根据。因而，又形成另外一种推测，即《永乐大典》没有被毁而是随葬永陵了，明世宗“殊宝爱之”，不妨寄一线希望于永陵之中。

如此巨制，仅仅抄写两部，竟然不知其中之一的下落，确实是一大令人费解的历史之“谜”！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明末清初没有多少人重视其书。

三、发掘再利用

发现并认识《永乐大典》的巨大文化价值，是在其成书360多年以后的清高宗乾隆年间，但这时《永乐大典》仅残阙2422卷。乾隆三十八年（1773）上谕修《四库全书》，“特因”《永乐大典》“采摭甚博，其中或有古书善本，世不恒见，今就各门汇订，可以凑合成部者，亦足广名山石室之藏”，因派军机大臣为总裁，责令专司详校，并与《古今图书集成》互为核校，“择其未经采录而实在流传已少，尚可裒缀成编者”。[⑧]《四库全书》修成之时，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实际辑出四部书516种，自以为“菁华已采，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了。此后，残存的书卷不断遭到洗劫，“家贼”盗窃，“外寇”掠夺。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多方搜集，至1960年得730卷，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再后，又陆续得67卷，中华书局亦影印出版。两次影印797卷，不到原书的百分之四。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残存的《永乐大典》，自18世纪中叶以来，学人们不断从中辑出已亡佚的古书，截至20世纪末，据不完全统计，从中辑出佚书近600种。

《永乐大典》所抄原书，标示书名、作者非常醒目，因而我们可以知道，尚有大量方志、医书、戏曲、民间文学著述未被辑出。从已经影印出版的797卷看，方志书超过七八百种、医药书亦有60余种，绝大多数尚待发掘整理，或正在进行中。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发现《永乐大典》自身和从中所辑佚书存在的种种问题。

首先，《永乐大典》表面看“包装豪华”、抄写工整，还署有书手与复核者姓名，似乎非常认真负责，但只要细心与所引原书核对，就会发现并非如人所誉“不曾擅减片语”，实在有不少错漏，还往往弄错书名。

1、文字错漏。《永乐大典》卷15951“运”字韵下“五运”引《唐语林》，原出《封氏闻见记》卷4《运次》。两相对照，《永乐大典》错漏甚多，四库馆臣不得不另采《封氏闻见记》原文，作为《唐语林》的“补遗”。

下面，再请看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永乐大典》卷19637“目”字韵下“医目”条引《唐语林》，原出《因话录》卷6《羽部》。两相对照，《永乐大典》随意删改原文的情况更为严重：

《因话录》卷6《羽部》原文
 《永乐大典》引《唐语林》文字
 
相国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眥生赘，如息肉，欲蔽瞳人，视物极碍，诸医方无验。一日，淮南判官杨员外牧，自吴中越职，馔召于中堂。因话扬州有穆中善医眼，来为白府主，请遗书崔相国铉，令致之。崔公许诺。后数日，得书云：“穆生性麤疎，恐不可信。有谭简者，用心精审，胜穆甚远。”遂致以来。既见，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扰，独断于中，则必效矣。”崔公曰：“如约，虽妻子必不使知。”谭简又曰：“须用九日睛明，亭午于静处疗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无忧矣。”是时月初也。至六七日间，忽阴雨甚，谭生极有忧色。至八九大开霁。问崔公：“饮酒多少？”崔公曰：“户虽至小，亦可饮满。”谭生大喜。初，公将决意用谭之医，惟语大将中善医者沈师象，师象赞成其事。是日引谭生于使宅北楼，惟师象与一小竖随行，左右更无人知者。谭生请公饮酒数杯，端坐无思。俄而谭生以手微扪所患，曰：“殊小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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